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了带有幽默色彩的作品，清代的《儒林外史》以其黑色幽默的特征成为经典，另外，《笑林广记》也堪称幽默作品的宝库。这些作品无疑都是幽默文学的杰出代表。
然而，在明清两代，白话话本小说的风行让人们似乎忽略了宋代幽默文化的存在。宋代社会给人的印象往往缺乏显著的幽默文化，但这一看法其实存在偏差。宋代有着独特的诙谐语言文化，它在封建社会的框架内展现了人民的幽默精神，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为研究宋代历史与社会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中国自古便有着幽默的传统，早在先秦时期，许多典籍中便记载了许多风趣的语言。而《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更是专门记述了那些带有幽默故事的人物与事迹。到了宋代，幽默文化的体现主要集中在诙谐语的形式上。
宋代的诙谐语文化能够蓬勃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和思想根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代的社会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宋代建立的基础是在兵变之上，赵匡胤深知武将权力过大的危险，因此他严格限制了武将的权力，确立了文人主导的风气，这也成就了宋代崇文抑武的基本格调。
在这样的氛围下，文人阶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和宽厚待遇。宋代的皇帝对士大夫阶层的容忍度极高，这在封建朝代中是少见的。据史料记载，宋太祖甚至在太庙立碑明确表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因此，在这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士大夫们积极上书进言，而皇帝的容忍态度让他们更能放开胸怀，直言不讳。历史记载中有一个例子，描述了宋仁宗在面对一位粗俗的官员时并没有生气，反而忍俊不禁：杨安国用山东口音将《论语》中的“一箪食，一瓢饮”误读为“一箩粟米饭，一葫芦浆水”，尽管他言行笨拙，仁宗反而笑了出来。
这一宽松的舆论氛围不仅限于朝廷，甚至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受到了影响，普通百姓和士大夫常常在交流中带上幽默风趣的话语，形成了宋代社会独特的诙谐语文化。
其次，宋代的小市民阶层崛起也为诙谐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沃土。宋代社会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坊市兴盛，城市生活日益繁荣。与唐代相比，宋代城市在经济上更加活跃，不仅没有宵禁，城市中的手工业也繁荣发展，陶瓷、丝绸等商品的产出十分庞大，涌现出多个著名的瓷器生产中心。
伴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宋代的小市民阶层也壮大了。这个群体居住在城市，享受着商品经济带来的便利和相对较高的收入，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闲暇与愉悦。《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正是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场景，活泼、轻松、且充满趣味。
有钱有闲的市民们常常出入于繁华的市场和娱乐场所，他们的生活节奏较为轻松，插科打诨、开玩笑、抖机灵等诙谐语言成为他们日常交流的必备元素。这种幽默和风趣逐渐渗透到宋代的社会文化中，不仅影响了普通百姓，也对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影响，最终推动了宋代诙谐语文化的大发展。
因此，宋代的诙谐语文化，逐渐从日常生活和文人之间的互动中走向了文学创作领域，成为宋代文化的一部分。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宋代的诙谐语文化变得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幽默形式应运而生。
宋代的诙谐语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种形式中。
首先是诙谐诗词。宋代是中国诗词文化的盛世，宋词无疑独步一时，宋诗也不逊色于唐诗。在这个文化盛况下，许多带有幽默元素的诗词应运而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俳谐诗词”。这些诗词常常来源于文人的日常生活或政务活动。
例如，宋代文人曹琰因吃饭时不慎掉了一颗牙，他竟然作诗调侃自己：“昨朝饭里有粗砂，隐落翁翁一个牙。为报妻儿莫惆怅，见存足以养浑家。”他甚至将自己丢失的牙齿转化为一首幽默诗，展示了诙谐诗词在宋代的广泛存在。
其次是诙谐对联和字谜。宋代的文人墨客在聚会时，常以对联互相调侃、取笑，形成了宋代独特的诙谐语言艺术。晏殊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门下有许多学者和才子，其中王琪和张亢就常常通过对联互相讥讽：“琪尝嘲亢曰：‘张亢触墙成八字’，亢应声曰：‘王琪望月叫三声’。”
最后是谑名。谑名指的是带有幽默性质的外号或诨名。宋代文人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比如，赵书问因嗜睡被同僚戏称为“三觉侍郎”，这一诙谐外号既形象地反映了赵书问的特征，又带有一丝调侃。
宋代的诙谐语文化不仅种类繁多，且涵盖了众多社会阶层和生活场景。这种文化逐渐从宋代流传开来，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在文学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也为许多艺术形式提供了创作素材，影响了后来的白话小说、相声等文艺作品。
今天，我们回望宋代的诙谐语文化，它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轻松和欢乐，也影响了后世的幽默文化，体现了中国人乐观幽默的精神。它作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