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大家的精神气流——评李昕《翻书忆往正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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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传珍 文化研究者，山东枣庄区域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枣庄学院美学教授

李昕先生走出大学校门，就进入出版界。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执掌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被商务印书馆请去做出版策划。前不久，在上海三联出版了“出版人的回忆录”《一生一事》，现在又出版了《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两本书虽然各有侧重，但总基调是通过分享高品大家的嘉言懿行，折射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讲述当事人为此而付出的心血与智慧，以及所体现出来的视野、境界、勇气与仁慈。《翻书忆往正思君》既是“为情义立传”，也是反思那个时期的精神氛围。全书共收录了28篇文章，涉及30多个人物。可以说，每个人物，都是“值得一写”也“值得一做”（王鼎钧语）的高品大家。

提起钱学森，现在至少有四代人知道他是杰出的科学家，是“两弹一星”的功臣。李昕先生写钱学森，自然不离老本行——记述出版人与作者的书缘。但是，作者有意无意间，披露了钱老的一封亲笔信：“近日我深感我国文艺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对对高新技术不了解之病。我经常收到的有关文艺、文化的刊物有《中流》《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而其中除美学理论外都是：一、骂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二、发牢骚；三、论中国古代文艺的辉煌。但就是缺少对新文艺形式的探讨，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所能提供的新的文艺手段。”通过这封信，我看到钱老不仅是科学家，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进而悟出“钱学森之问”的背后，是一个从高纬度爱国爱民领导人的情怀。

钱学森先生赠作者李昕的两本《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

韩启德是医学科学家，他与钱学森一样，也身处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但是，他始终以平民意识提醒自己是一个医生。身居庙堂，关心的是改善医疗环境，普及医学知识。这位“韩副主席”是“医中仁者”，他的思考是人文的，甚至是哲学的。李昕在与韩启德讨论出版《医学的温度》的过程中，这位医学权威所关注的，不是自己这个作者的感受，而是如何更有利于读者。作为一言九鼎的“大人物”，韩启德对待某些人们所关注的疾病，有着与同行不同的主张。被李昕先生概括为：“关于高血压、高血脂要不要长期服药控制，又如癌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不是确有必要，他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

在《为了对得起曾经的苦难》一文中，李昕由邵燕祥的一封信，梳理电视剧《严凤英》全集播出的周折。再由戏剧家杜高在《人民日报》发文肯定，邵燕祥致信杜高，引出“中国作家有才华的不少，但是有才华并富有睿智的并不多，而兼有才华、睿智同时独具风骨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邵燕祥先生便属于这极少数人之一。”文章的点睛之处，是《严凤英》的丈夫作为编剧之一，通过这部作品，承认自己在特殊时期因懦弱而犯下不可饶恕之罪，公开忏悔。藉此把阿伦特的“极端之恶”与“平庸之恶”，做了具体的诠释。

改革开放前期，刘再复在文艺理论领域的拨乱反正之作，圈内受益，圈外喝彩。由于某种原因，刘再复经过精神沉淀后写出的老辣新作，出版受阻。是李昕的“出版智慧”，让刘再复重新走进读者。这“零的突破”实现以后，后面的出版就如决堤之水。”李昕感叹道：“众人不知，三联是在适合的出版环境下选择了适合的品种并采用了适合的形式，才平静地出版了这本书。”这不禁让人感到，为一本有价值的书“放行”，首先是成就作者与特定读者，同时也用“这本书”的“四两”拨动出版导向的“千斤”，释放积极正向的信号，优化风气。

旅美山东籍台湾作家王鼎钧，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海外中国人的良心”，更是散文成就的“崛起山梁”。他的艺术散文《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回忆录四部曲，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创作的“新高地”。可是，他的作品，尽管在国内出版了不少（仅笔者就作为中介出版了十本之多），却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李昕先生在主持北京三联期间，先是推出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紧接着，把他的“作文四书”（后来扩展为六书）和“散文四书”等一系列代表作推出，形成“集群效应”。王鼎钧这位“最中国”的作家，真正走进“中国的读者”。如果没有李昕，这位为一个世纪的中国人刻录了精神年轮的重量级作家，在故国仍然是鲜为人知。在精神财富“互文性”的时代，不能不说是大陆读者的损失。

王鼎钧

李昕通过北京三联，架起了王鼎钧与国内读者之间的桥梁，自然是功高至伟。但是，他在与王鼎钧在讨论编辑（处理某些用语）过程中，却是受益者。王鼎钧在台湾生活了将近三十年，既是作家，也在“中枢媒体”做过多年编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鼎钧在写给李昕的一封信中，通过讲述当年华北农村闹春荒、处理变质番薯以充饥的故事，化解李昕在编辑过程中删减“不合时宜”之处的纠结。王鼎钧写道，“主妇们用一种奇形怪状的小刀……用尽一切雕刻的技巧，把不准下锅的部分减去”，“把一块块遍体疮疤的番薯雕刻成玲珑的太湖石……把每一家的小孩子养得又白又胖。”。接着说，“您这样的行为也是天地正气，正气中的‘地维’。”这是为责编疏解郁闷，更是跨越时空的传授真经。

鼎公赠作者李昕墨宝之一

一个文化时代的精神气氛，是由话语营造的。提供话语的，一是言者，二是“放行者”。编辑有时是助产士，有时是盗火者，有时是促成枯木逢春的人，TA为人催生、接生、着装、登台。曾任人文社总编辑的屠岸强调：“编辑的作用不是把书印出来，而是要帮助作者提高图书的质量。”一个有良知、有担当、有境界的出版家，能够成就一家出版社，成就一批作者，也成就社会。因为，在某些语境之下，出版一部作品，必须兼顾政治标准、书稿品质、发行效益。这就需要眼力、智慧、担当。人文学科的编辑，尤其如此。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完整的文学活动，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者缺一不可。而广义的文学活动，应该包括整个人文领域。在此，我要补充说：完整的文学活动，除了以上四者，还要加上编辑和出版社。一个无名作者或背气作者写出一本书，如果遇到不识货或不担当的编辑，连连碰壁之后，可能把书稿付之一炬（或从电脑中删除），并从此失去自信。写作者在自信与自卑的交织中“生”出一部生命之作，有幸遇到慧眼编辑，既成就了“这个”作家，也推动了文化的进步，使“天地间多了些子”（朱熹语）。如果扼杀了，没有人惋惜“天地间少了什么”。因为，所有的大家，起步时都是无名小卒。李昕说：“对缺少资望的作家，是什么态度，体现出一个出版人的眼力、境界与胸怀。”在《二十年来常思君——追忆“文学圣徒”高贤均》一文里，李昕披露了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屡屡遭拒之后，书稿落到了人文社编辑脚印手里。她认可这部无名之辈写出的非凡之作，只是自己不能做主出版，于是向副总编辑高贤均汇报。因病休养的高贤均，很快读完稿子，通知脚印，“这本书咱们出版，你一定要好好编。”就这样一锤定音，成为畅销书，还获了茅奖。读到这里，我不免感慨：编辑的境界与心肠，在某种意义上关乎一个文学天才的命运，进而影响国运。如果中国的文学编辑有一半像高贤均，我们至少能够斩获一半文学诺奖。因为，中国的百年变局，太过精彩，现实生活为作家提供素材，他国作家望尘莫及；而中国图书市场巨大，文学读者能够供养海量的纯文学作家。

李昕为众多的出版人塑像，他写了韦君宜的敢作敢当，严肃面孔背后的人情味。他写屠岸，说“被自己的美德耽误了。他既是‘正人’，又是‘君子’。”写陈早春，“我感到陈社长的性格中有一种难得的宽厚和雅量。”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杨德炎，称他执掌“正襟危坐”的出版机构时，是作者、读者和同事的“侍者”，并引用他的夫子自道：“我能做的，就是把金字塔招牌再擦亮一些。”只是，这位“敏锐精明而又温文儒雅、谦虚和蔼，彬彬有礼、亲切待人，永远有外交官风度，脸上总是带着善意的微笑”的出版家，退休后还没写写自己，就匆匆离世，令人痛惜。他写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突出“自问平生未整人”，并由曾总编联想到那个时代，感叹道：“整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自保的手段，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安全，有人主动整人，有人跟风整人，口头上都是为革命，实际上却各怀目的。”

作者在后记里说，本书的第四辑，“主要不是写人而是写事，每篇都涉及一些笔墨官司。”但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正视听”，而是“义理、考据、辞章”有机交融的散文。借用法国哲学家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术语，这组文章可谓“人事考古”的精彩篇章。

当年，梁启超因间歇性血尿，在协和医院做了病肾摘除手术。术后，症状并未明显改善。两年后，梁先生因肺部感染再度住院治疗。当时，坊间传出“主刀医生割去好肾留下病肾”的段子，梁先生及其亲属为此发声，纠正误传。按说，这已成“定案”。但是，几十年过后，有人拿八卦作为事实，再度炒作，以至有部三卷本的畅销书，拿此说事，颂扬梁先生为维护西医名誉而吃哑巴亏的“君子风范”。如果说，这一公案，在两个“外行”人笔下出现，读者只是作为八卦对待，而写进聚焦西南联大学人风范的书中，就增加了可信度。李昕先生采用年代学方法，对原始文献进行排列，梳理清楚这一误传的来龙去脉。得出所谓割错肾的公案不过是对“名人私事的望风捕影的集体炒作”。这一令人信服的“考据”，不仅洗清了对主刀医生刘瑞恒的抹黑，也堵死了个别民粹主义者借此抹黑现代医学的嘴巴。

梁启超用英文所写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第 1 页

著作等身的台湾作家李敖，在大陆的知名度可谓名列前茅。但是，完整地读过他几本代表作的人，恐怕不多。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那些雷人的名句。这意味着有两个李敖：一个是本色的，一个是八卦的。李昕梳理清楚了两个李敖，包括他坐牢的真正原因，他跟明星胡因梦离婚的原因，还原了一个真正的李敖。

《翻书忆往正思君》是李昕的怀旧之作，这些健在的和过世的高品大家，在不同时期，营造了清澈的精神气流，涤荡着精神雾霾。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继承他们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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