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影评
——打破沉默的负循环
《出走的决心》影评
——打破沉默的负循环
资源与环境学院 庄晓云
一、从“家庭牢笼”到“社会枷锁”：女性困境的普遍性
《出走的决心》以真实人物苏敏的自驾游经历为蓝本，却并未止步于个体的逃离，而是通过主角李红的一生，勾勒出中国式家庭中女性被层层束缚的生存图景。影片以三代女性的命运为线索，揭示了父权制度下女性从原生家庭到婚姻家庭的代际传递困境。李红少年时因父亲阻挠被迫放弃大学梦，婚后成为丈夫孙大勇的“免费保姆”，在女儿的亲情绑架中将自己的出走计划一拖再拖，最终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环境下患上抑郁症——这种困境既是家庭的，更是社会结构性压迫的缩影。
导演尹丽川通过细腻的日常叙事，展现了女性劳动价值的隐形化：李红数十年如一日的家务劳动被从不做家务专注乒乓球丈夫视为“懒惰”，而她的付出被贴上“母亲天职”的标签，是理所当然，更是“我比你明事理”。同时，更是让大家发现男性在家庭奉献中的缺失。更深刻的是，影片并非只看到了男女对立，将矛头单一指向男性角色。李红的母亲（老一辈）在大环境的熏染下默认以重男轻女为准绳，女儿晓雪（新一代）虽同情母亲却由于自身困境再次将其拖入深渊。这种“女性成为女性压迫者”的悖论，揭示了父权制度对性别意识的异化。
二、温和的锋利：叙事策略与艺术表达
与同类题材的激烈冲突不同，《出走的决心》选择以克制的笔触一点一滴地营造压抑的环境，揭露残酷的现实。影片通过大量生活细节的堆砌——孙大勇对茄丁面与西红柿鸡蛋面的挑剔、女儿婚礼与不婚宣言的讽刺性转场、李红在阳台做家务时于黑白画面中淹没于耳鸣的窒息感——让观众从日常琐碎中的每一处都能感受压迫的重量。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叙事，恰恰映射了现实中女性困境的隐蔽性：孙大勇并非十恶不赦的“反派”，他甚至符合传统意义上不嫖不赌、负担家用的所谓“好丈夫”。但其骨子里的冷漠与理所当然的支配欲，才是更普遍、更隐形、更可怕的暴力。
影片的前后镜头语言也充满隐喻。李红年轻时与丈夫的浪漫回忆与当下的麻木形成强烈对比，从一开始想要通过婚姻逃出家庭的牢笼（父权），反而因此踏入了新的牢笼（夫权），暗示婚姻从“爱情乌托邦”到“制度牢笼”的异化；结尾她与年轻充满无限可能的自己隔河相望，则象征着女性觉醒的迟来与打破这个延续已久的沉默负循环的希望。
三、争议与局限：完美受害者与现实的割裂
尽管影片获得高口碑，但其对原型的改编引发争议。现实中的苏敏因家暴出走，性格泼辣果决，而电影中的李红被塑造成隐忍的“完美受害者”，多次妥协，仅以自残表达反抗，削弱了现实中的尖锐性。这种文学化处理被批评为对父权制的妥协：似乎只有无害的受害者才配获得同情，而真实女性的愤怒与攻击性无法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被发泄出，这一点上同样没有逃出女性刻板印象的枷锁。
此外，影片对其他女性角色的刻画略显单薄。晓雪的困境仅作为李红命运的镜像存在，从质问母亲为什么不逃离到恳求母亲留下帮忙负担孩子的看护，其前后心境变化比较仓促，内心的挣扎未被深入挖掘与表达；李红母亲的形象则停留于封建帮凶的符号层面，缺乏复杂性，无法反映出女性对大环境的挣扎与麻木，也就难以解释这种负循环为何如此难以被打破。这种视角的局限，或许削弱了代际批判的深度。
四、出走的隐喻：对抗的不仅是性别，出走并不是为了逃离
影片真正的价值，在于将“出走”升华为对系统性压迫的抵抗。李红的逃离不仅是逃离丈夫或家庭，更是逃离社会对女性角色的预设——她最终驾驶的车辆，成为冲破“妻子”“母亲”“女儿”三重身份桎梏的象征。然而，影片也清醒地指出：晓雪被孩子呼唤“妈妈”时止步的瞬间，暗示着女性觉醒的艰难与循环轮回的宿命。
而影片中真正让李红下定决心出走的，是丈夫、女儿和女婿都获得了自己的成就，都拥有自己的人生。出走的决心不仅仅是逃离结构性压迫的决心，更是离开所谓稳定与安全，离开前人们所走过的老路，踏上寻找自己、成为自己、成就自己的决心！此刻，李红逃离了“女性”的枷锁，成为了一个有自由意志的、活生生的“人”。
正如波伏娃所言，“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当李红质问“凭什么”时，她挑战的不仅是家庭分工，更是整个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定义。这种觉醒或许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但正如影片结尾生活照常运转的讽刺。不过它至少证明：女性的消失不会让世界崩塌，反而可能成为新秩序的开端。
结语：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出走的决心》并非一部完美的作品，但它以温柔而残酷的笔触，撕开了中国式家庭温情面纱下的性别疮疤。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困境从不源于某个性别，而是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结构性压迫。李红的出走是起点而非终点，正如现实中苏敏的自驾游仍在继续——女性的史诗，终将在无数次的逃离与重构中，打破长久沉默的负循环，驶向更自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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