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励志书，都是毒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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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书籍之大盛，恐怕还要归结为西方文艺复兴后现代社会中平民阶层的崛起。中国读者恐怕不曾注意到，工业革命的时代，其实正是历史上第一个励志书籍兴旺的时代。

——薛涌

并不是所有的励志书

都是毒鸡汤

文 | 薛涌

图 | 史蒂夫 · 麦凯瑞

朗读 | 宁小宁

当年于丹讲《论语》走红，引起学术界的一阵愤激和失落。她的书我虽然一页也读不下去，但还是劝学界的朋友们：她的“成功”，在于把传统经典当励志来讲。如果有学养的人不出来励志，当然就把市场拱手相让给于丹们了。

到美国街上看看就知道，教堂比超市要多。里面讲什么？大多是用《圣经》等传统经典来励志。这是芸芸众生的日常需要。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能够回答不同时代芸芸众生内心的问题。“励志作品”作为社会的凝结剂，不可为学术所漠视。

励志书籍之大盛，恐怕还要归结为西方文艺复兴后，现代社会中平民阶层的崛起。

在欧洲中世纪的意识形态中，社会是固态的、等级化的。贵族、僧侣、农民各安其位，虽然也有鞋匠的儿子当了教皇的特例，但大体而言阶层间缺乏上下流动，很少有宣扬个人成功的余地。

到了中世纪后半期，工商阶层渐渐得势，又有了宗教改革，再经过一系列的商业革命、价格革命、金融革命，最终到了工业革命。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个各安其位的世界了，人可以通过奋斗获得成功，并摆脱自己原来的阶层。韦伯的《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对这一时代的写照。

中国读者恐怕不曾注意到，工业革命的时代，其实正是历史上第一个励志书籍兴旺的时代。这多少要归结于“上帝的选民”的概念——当信徒心惊胆战地在自己身上观察死后是否能上天堂的迹象时，不自觉地用行为创造着自己想要的证据：那些克勤克俭、对社会有承担并获得巨大的世俗成功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想进天堂的不免要把自己的人格往这种“选民”的模子里填。天主教则一向主张在人间的善行能够改变死后的命运，并在回应新教挑战中，从集体宗教变成了个人宗教，即把重点从群体的驯顺转移到个人的拯救。

以上这些个人主义的宗教精神，都成为励志文化的基础——既然成功是个人品德之彰显，那么，“励志”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激励人们培养这些品德。

社会学家本迪克斯（ Reinhard Bendix）指出，当时新兴工商阶层和贵族争夺话语统治权，特别强调自己是靠品德和自助而获得领导地位，给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益，不像无德无才的贵族那样一切都靠继承。同时，他们又把贫困归结于品德之欠缺，要穷人安分守己。

到了美国的“镀金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大盛。这种个人奋斗的励志文化并没有改变，只是“科学”转化了“选民”的含义：过去的“选民”是上帝的选择，如今则是自然进化的选择。卡内基等毫不迟疑地认定：自己的成功乃品德所致。所以，有关如何效法他们的励志书籍，也充斥于市。

不过，在卡内基那一代人为美国奠定了大企业所主导的工业体系之后，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种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的成功越来越不可能。整个经济已经高度组织化、系统化，人必须进入这种组织系统来逐级晋升。这就是韦伯所谓的“科层化”：大家老老实实地到大公司当白领。由此，管理学压倒了励志学。这种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主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心理学的“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的要旨在于：既然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那么通过合理的外界刺激就可以控制人的行为。这颇有中国法家操纵人性的味道，也正合大企业的需要。看看富士康的管理，是否就有些“行为主义”的风格？

可惜，建立在“行为主义”之上的管理，面对工潮和怠工一筹莫展。结果，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管理的人性化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在心理学内部，“行为主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人不再被看成是被动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机器，而是通过诸多复杂的内在预期、动机、情感等，来消化外界的刺激。换句话说，人的内心过程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对于环境挑战的回应。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知识经济崛起后，比尔·盖茨等一代自我塑造的人从一起步就跳出既有的社会组织（比如从哈佛辍学），创立了白手起家的业绩。人似乎从科层中获得了解放。即使是谷歌这种大公司，也不可能通过刺激—反应的模式对员工激发创造力，而更依赖于人的自励。也难怪，最近几年励志书籍又在美国大盛。不过，这种励志已经没有十九世纪末那种强烈的“选民”式宗教情怀，而多是建立在“行为主义”之后的心理学发展之上。

我的切入点，也恰恰是这种心理学上的自励。

所谓“天才是训练出来的”，首先要解答“才能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培养的”。这个古老问题表面看如同陈词滥调，但近年来的发展则精彩纷呈：不仅是教育学、心理学中有大量讨论，生物学、动物学、脑神经学等也纷纷介入。天生派与培养派在学术上都有大量的经验研究作为支持。

在我看来，两派都有不可否认的贡献，特别是在智商问题上的讨论，更是各显精彩。普通人如何从这些水火不容的学说中同时获益，才是真正的挑战。这就要落实于“行为主义”之后的自励学派。

比如，智商具有相当大的天生成分。但是，不仅智商不可能自动导向成功，甚至人一旦相信自己的天资是固定不变的，就难以成功。因为成功者多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自我超越过程。如果过分相信自己的天资，就缺乏改变自己的动机，进而放弃自我超越的努力。而这种自我超越，又是以具体的精神气质和训练方法为基础的。“训练”不过是对这一复杂过程的概括而已。这方面的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等领域的进展，不用说对年青一代，就是对我们这些年近半百的人，也颇有助益。

我深深希望，中国的学术界能够严肃地对待励志问题。我正是力图把“行为主义”之后的心理学炒成快餐，以方便读者消化。要知道，心理学的原创性论著多是建立在大量的实验基础上的。其论文程式非常固定统一：多是先界定实验的目标、方法，然后解释所获得的数据，简短的结论后往往再加一段试探性的讨论。枯燥繁琐不说，其中术语也甚多，难以迅速消化。然而，也只有这么谨慎做出来的东西才可信。每当我在读得头皮发麻之后获得一点了悟时，都不禁要想：如果把这些复杂的论述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总结出来，读者岂不更容易由“知”到“行”、在实际的生活和事业中获益？当然，再结合个人身体力行的感性经验，就会使书更有应用性了。

我所希望的是学术书畅销化，畅销书学术化。最近《纽约客》上有篇介绍亚当·斯密的文章，称《国富论》当年就是本畅销书。现代文化的核心特点就是世俗化。我们对学术的俗化大可不必唉声叹气。我们所需要的，是亚当·斯密式的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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