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乐观主义：看透人生的命定悲剧，却在生活细节中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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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透了人生的命定悲剧，甚至可能也怀疑过“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李泽厚《美的历程》），发出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慨叹。但他终究也还是兴致勃勃地发掘生活中每一丁点的乐趣，兴味盎然地将这些发掘出来的乐趣成诗成词成文。

苏轼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年仅二十一的苏轼和年仅十九的苏辙离蜀赴京，次年进京应试。苏轼文章得到时任礼部贡举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欧阳修认为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父子三人名声响遍京师。

然而此时却意外遭遇母亲病故，三人离京回乡奔丧，嘉佑四年10月才又回到京城，嘉祐六年（1061年），兄弟二人中制科考试，苏辙以要侍养父亲为由留京为官；苏轼离京至凤翔府为官，四年后方入京任职。

苏轼调回京城没多长时间，父亲就病逝了，兄弟俩扶柩还乡，守孝三年，直到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结束，两兄弟才启程回京，次年抵京。

从二十二岁名满京城，中间几经波折，到三十二岁重返京城为官，原本正是年富力强，也有一定为官经验，不再是毛头小伙，正是大展身手的好时候。兄弟俩原本意气风发，怀着一腔“奋历有当世志”的远大理想，自认为兄弟二人“共客长安”，“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可以“致君尧舜”（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一展宏图。

然而此时的朝野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苏轼此前结识的包括欧阳修在内的许多师友，因反对新法而被迫离京，俩兄弟也被卷入新旧党争。在这种情形下，苏轼主动要求离京出任地方官，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

没过几年，苏轼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灾难。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以诗作“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下狱一百余天，险些丧命，期间作诗给其弟苏辙“是处青山埋风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可见他自己都认为必死无疑。

后经多方营救，连王安石都出面劝说神宗“圣朝不宜诛名士”，加之神宗爱惜人才，当年年底，神宗下发圣谕，苏轼得免一死，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安置是宋朝的黜免处罚之一，被安置的官员，通常要受到安置地地方官的密切监视，俸禄很低，吃穿住行都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苏轼任黄州团练副使期间，曾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以帮补生计，并给自己起了别号“东坡居士”。

乌台诗案中，不但苏东坡自己受到贬黜，他的很多亲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受牵累比较严重的包括与他交好的驸马王诜，因与苏轼交好、泄密给苏轼同时对公主不礼貌被削除一切官爵；

好友王巩因此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

弟弟苏辙被降职，且五年不得升调；

其他数十人均受不同程度的罚铜处罚。

“乌台诗案”成为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虽然宋哲宗即位后他被召还朝，有过短暂几年京官时光。但苏东坡又看不过新兴势力无所不用其极地压制王安石集团人物，出来谏言。至此，在激烈的党争中，可谓新党旧党皆不能容，他的仕途之后基本与京城核心权力圈无缘了。

先是自请外调杭州知州、随后任颍州、扬州、定州知州，再无升迁。

随后，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

又三年，绍圣四年（1097年），被贬至海南儋州。

又三年，宋徽宗即位（1100年），朝廷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上归京，次年病逝于常州。

苏轼 枯木竹石图卷，图片来源于网络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除了初入仕途的短暂几年，仕途基本就没顺过，同时还牵累了不少亲朋好友，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外调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知州，虽是自请，但都是因为与朝中主流官员政见不和，多少是形势所迫，而被贬至黄州、惠州、儋州，则是切切实实的下放。

好在诗人天性乐观，并不颓废，也不顾影自怜。

为官上，他勤勤恳恳，灭蝗灾、兴水利、治西湖、筑苏堤、救婴儿、赈灾民、从良妓……政绩为时人及后人赞许有加。

美食上，他兴味颇浓，被贬黄州吃猪肉养鱼采山笋，被贬惠州摘荔枝吃烤羊，被贬儋州吃生蚝，还兴致勃勃地研究各种美食的最佳烹饪手法；也留下了诸多流传后世的诗词名句与小品文，类似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些诗句，传唱千年，至今仍被后人津津乐道。

旅游上，他兴趣盎然，他称赞杭州西湖风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欣赏密州美景“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在黄州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游遍儋州并感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晚年甚至还作诗自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的治平帖，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而这种乐观主义需要一种极为稳固深刻的人生观做基底，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说：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体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有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他博览群书、爱好书法、精研绘画、修炼瑜伽、研究美食、爱好美酒、遍游山川，从人生中每一个细枝末节提取出积极的一面，形成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也正是有这样的人生价值观作为基底，他才能够在经历过“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不久的时候，创作了著名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看透了人生的命定悲剧，甚至可能也怀疑过“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意有何目的和意义”（李泽厚《美的历程》），发出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慨叹。但他终究也还是兴致勃勃地在发掘生活中每一丁点的乐趣，兴味盎然地将这些发掘出来的乐趣成诗成词成文。

苏东坡这一生，未曾躲避官场、未曾逃离世间尘嚣、未曾归隐山林，他知道人生大网无可逃避，身处其中，唯有正视。如果注定要走这么一遭，哭着来，笑着走，历经苦涩而犹可白日放歌、深夜安眠，这是苏东坡面对世间苦难的积极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直到现在，仍旧是人之一类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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