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娱乐八卦到公共议题—基于王力宏离婚事件的微观传播环境观察

发布时间：2025-08-15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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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元主体性的前互联网时代，底层被动的仰望着上层，边缘被动的仰望着中心，高高在上的官方媒体和过去村头的大喇叭除了传播技术之外，在单向传达政治规训的本质上并无差别。边疆和乡村的年轻人从时尚杂志和电视屏幕中看着北上广钢筋水泥中的男欢女爱和悲欢离合，却从未意识到主体自我表达的需要。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及其相关理论突飞猛进的发展，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微观政治传播环境之中，多元主体间性取代了一元主体性，尽管中心依然是中心，但话语权的金字塔上下等级和左右边界都日益模糊，社交媒体的出现赋予个体前所未有的表达欲望和表达权力，使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进公共领域的传播中去，也使得类似“皇帝有多少个娘娘”这样田间地头的闲言碎语，变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议题，“王力宏离婚事件”在新浪微博的曝出、发酵、弥散和转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公共议题的主要讨论平台，新浪微博仍是娱乐新闻最主要的发布和发酵地，年轻网民对娱乐八卦的是第一反应往往是打开微博看热搜，这自然与微博特有的信息传播环境和信息传播方式是分不开的，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在这个平台中八卦事件往往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深入和弥散，使其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其娱乐意义，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议题，并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在前互联网时代，无论是地摊文学的桃色新闻，还是枕边炕头的呓语，所谓的讨论实际上都发生在事件本身的彼岸，无论是“皇帝有七十二个娘娘”还是“知府大人的小妾不下崽”，事件本身都与讨论者和讨论本身都没有关系。而在互联网时代，微观传播环境和现代传播技术才赋予了个体表达和创造的权力和能力，使普通网民完成了哈贝马斯说的那种“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例如，在“王力宏”离婚这一事件中，信息传播和发酵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手性。在前现代社会，类似道德鞭挞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发生环境的公开性，无论是“鸣冤”还是“控诉”都要选择最具公开性的场合（如府衙前、集市前），一方面引起重视，另一方面能够使信息传播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公共舆论。

互联网时代也是如此，李靓蕾在将自己与王力宏的矛盾公开时优先选择了微博作为第一发布平台，显然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微博的茧房性弱而主体间性强，是一个相对开放且不易封闭的舆论环境，正如越大越热闹的菜市场，价格也就越趋向公开的透明一样，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使茧房脆弱且容易破裂，一个用户完全可以关注数个意见和立场完全相反的信息源，从而从更广泛的渠道获得更多元的信息，甚至可以综合这些信息形成自己的判断，成为信息传播链上新的节点和信息源。简而言之，在这个传播环境中，大家看似在传播和讨论同一个八卦，但又在同时不断挖掘、制造着新的八卦，而新的八卦又反过来使原有的八卦变得更加丰满、更有吃头，使得吃瓜行为获得了持续性，大大延长了传播链条和传播时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范围。这无疑是最符合当事人李靓蕾对另一方当事人王力宏进行“公开道德鞭挞”的传播需求。

同时，家庭矛盾的时间跨度往往很长，其中的恩怨信息量很大，在最大程度能形成有效传播需要合适的信息载体，微观政治环境中的信息传播是文字思维、图像思维、视觉思维的综合体，每种思维方式以及代表其的传播技术都有其特有的优势和劣势，比如文字的信息传递效率最高、逻辑性最强，且利于回溯，适合用来完成复杂纠葛的叙事写作，所有类似事件的当事人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被网民戏称为“小作文”的表达方式，其实是有着很深的考量的。

而图片则最为直观，正如人们会久久的停留在油画前一样，人类的思维停留在固定画面上的时间最长，最适合用来展示证据，同时，眼见为实的思维习惯也消解了吃瓜群众对小作文的不信任感，促使他们在更短的时间内作出道德判断和传播行为，而不是“让子弹飞一会”。

因此，文字加图片的信息载体特点决定了这是复杂公共事件传播和讨论的最佳方式，而这正是微博的起家和看家本领，进而决定了当事人倾向于第一时间在这里将矛盾公开化。

多元性。就消息的一手性来看，微博确实无可比拟，而且微博的传播环境内部，也存在着很强的“一手性”竞争，基于微博的茧房性弱而主体间性强这一特点，用户的交互性也大大增强了，种种在其他平台难得一见的“破圈现象”和“梦幻联动”得以在此实现，也使得这里的吃瓜流量分配存在明显的“赢家通吃”现象，在历次娱乐圈的八卦事件中，先爆出八卦者吃到第一波最大的流量，能追踪事件持续输出者则收割后续流量和吃瓜群众的关注，已经成为通例。这迫使博主们不断扩宽自身信息来源渠道，竞相在第一时间发布，在王力宏离婚这一公共事件中，微博娱乐领域的各头部账号互相竞争，交叉挖掘，使各种消息、观点不断被投入传播链条，使信息的多元性大大增强。

同时，事件双方当事人的亲自下场也是构成信息多元性的基础，作为矛盾双方，当事人本身就代表了对立的“二元”，而诸多直接利益相关人和间接利益相关人的“下场”和“参战”则围绕着对立的“二元”形成了更为多元的格局，正如微博网友调侃的那样：

王力宏离了个婚，女权主义者看出了男性对女性生育力的压榨，Incel看出了女性慕强的结果，经济学者看出了妈宝男背后的经济逻辑，律师则看出财产分割方案中存在的法律漏洞。

在这种无限发散的多元传播中，传统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失效。没有固定的、唯一的信息源，没有人能确定“深度挖掘”的结果，自然也无法准确判断进一步“发酵”的方向，网民挂在口头的“等反转”“让子弹飞一会”就是对这种发散传播的消极应对。众多陆续下场的网民不但从多元角度大大丰富了事件信息本身，同时也无意识推动着事件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和变化，使本来属于几个个体和几个家庭的恩怨情仇变成了关于法律和道德、亲情和爱情、男性与女性的公共议题，并最终将更多网民卷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公共舆论的漩涡。

深度性和专业性。通常意义上网民对于类似的娱乐圈八卦事件的讨论，大多是基于平民视角的叙事角度，叙事主体是没有相应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当多元传播进一步弥撒使事件的发展更加的复杂和深入时，就会自然而然的涌现出一批具有专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的“特殊观众”，用深度分析引导吃瓜群众把瓜吃出名堂来。正如前文提到，（从王力宏离婚事件中）经济学者看出了妈宝男背后的经济逻辑，律师则看出财产分割方案中存在的法律漏洞。这些人特殊的吃瓜方式使吃瓜从一种娱乐消遣和情绪宣泄变成了一种学习的过程，进而使更多的吃瓜群众投入吃瓜浪潮中，进一步增强了信息的传播性。又反过来促使娱乐八卦事件本身向公共议题的转变。

更有趣的是这似乎是微博这个微观舆论环境所特有的一种现象，而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很难观测到，或者说体现的不明显，这跟以视觉思维为基础的传播技术的信息容量和传播效率有限，不适合传播复杂信息有关。

最后，无论是严肃新闻还是娱乐八卦，其传播和发展的最终构成的都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微观政治环境，正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者利用“王力宏离婚”这一事件表达各自诉求，这一基于公共讨论的网络现象或多或少都会涉及政治，或者说，吃瓜就是微观政治本身。

反对者忧心的“社会道德败坏”是现实存在的潜在风险，但风险不是危险，潜在的风险是否转化为现实的危险，主要取决于监管者的控制手段，托夫勒说：

信息是和权力并进而和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

在信息政治时代，微观政治环境和宏观政治环境的交互和连接日益紧密，没有微观政治环境，宏观政治环境也注定无法繁荣昌盛，如果一个国家的网络舆论场万马齐喑，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也不可能有真实的活力。因此，还是应当更多的重视微观政治环境促进政治文明进步的正向效能，在主体推进、规范控制、过程引导、能量宣泄等层面上下功夫，营造一个让人说话，让人好好说话的微观政治环境，而不是夹来夹去夹个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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