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秦散文家
编者按
《秦岭雅事》文化品牌栏目旨在对话文学、书法、绘画、音乐、戏剧、民间工艺等艺术名家、文化学者，从秦岭出发，畅谈中华传统文化源起、发展及传承，提高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增强文化自信，拓展国际视野，激发公众参与，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全世界。目前，已接受栏目采访嘉宾有：著名作家贾平凹；著名书法家杜中信、李成海、刘浩然、魏良、陈建贡、赵熊、路毓贤、王蒙、石瑞芳、吴福春；画家晏子、郭线庐、罗宁、舒宏昌；柴窑博物馆馆长王学武；现代诗人商子秦；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等。2025年8月6日，史飞翔先生应邀做客该栏目，现场回答了主持人杨虹的提问。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这次访谈内容。
特稿
文学十问——对话史飞翔(上）
多重身份对写作的影响
与一体三面的理想追求
1.问：您有“学者”、“作家”、“评论家”多重身份，您认为对您写作影响最大的身份是什么？
答：作家、学者与评论家，实则为一体三面，即同一个人的三种身份呈现。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中国的传统学问注重培养“通人”“通才”。例如，早在孔子时代便已存在这一思想；到了司马迁时期，其撰写《史记》所秉持的理念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强调“经史子集”的融会贯通，注重个体的综合性，这种理念一直延续至五四时期。
我们审视五四时期那批优秀知识分子，举例来说，鲁迅、周作人、胡适，包括刘半农等人，均是集作家与学者身份于一身。以鲁迅为例，他在我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地位无人能比，作为文学家，他无疑是伟大的作家。同时，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仅凭此书便足以奠定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坚实地位。再如刘半农，作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他首先是一位文学家，而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语言学家，开创了我国一个新的学科体系——语音实验学。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语境下，我们较为强调个体的综合性。如今，我们之所以一定要将一个人划分为作家、学者或是评论家，实际上是进入现代，引入西方学问知识之后形成的一种人为的分野。但在古代并非如此，即便到了我所说的五四时期，依然强调人的综合性。例如，在传统治学之人看来，至少要通晓文史哲，要打通经史子集，要成为通才、通人。
所以，我个人的追求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型的学者，或者说是学者型的作家。换句话说，作家、学者，包括评论家，实际上正如我所说的是一体三面，是同一个人的三张面孔，它们之间并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以文学与评论为例，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文学创作与评论就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二者相得益彰，相互补充，乃至相互成就。
只是在引入西方语境之后，我们才将它们分割开来，搞评论的就专门搞评论，搞写作的就专门搞写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作家瞧不起评论家，评论家也瞧不起作家，彼此之间显得似乎很对立。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这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一个人完全可以将这三者身份集于一身。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在这三者之中哪一个更重要？那么相对而言，作家这一身份肯定还是最重要的。不过，我更希望这三者能够融合。
先说作家这一身份。我经常对我作家班的学生讲，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走我的路子。作为一名作家，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可以说在创作这一领域，具备一定水准。对吧？
作为文化学者，我至今已出版了23部著作，其中有好几部著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我所著的《终南山隐士》一书，就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终南山隐士的学术专著。如今，当我们谈及终南山的隐士时，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但大家不要忘了，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实际上是一本文学性的游记，它不属于学术著作。而第一部对终南山及其隐士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著作，便是我所写的《终南山隐士》一书。再如我所著的《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这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本公开出版的有关陕西书院的学术专著。还有我所著的《陕西当代作家研究》一书，同样也是唯一一部对新时期以来陕西老中青三代作家进行系统梳理和集中研究的著作。所以，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我作为一个文化学者的成绩。
再者，作为评论家，特别是文学评论家，我本人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写了大批的评论文章，这也涉及到文学研究领域。
可以说，我是集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于一体。也就是说，这三重身份对于我而言，不但不对立，而且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它们就如同金字塔的三个侧面。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表述是否恰当，反正我总体的核心思想是，从内心来讲，我还是崇尚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那种通人与通才。
从传统抒情散文到文化散文的转型：动因、核心与挑战
2. 问：您从传统抒情散文转向文化散文与人物研究，是什么促使您转型？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您问得十分到位。我17岁时，也就是1994年，开始公开发表小说，截至今日，从事文学创作已整整30年。回顾这3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我认为有两次重要的转型，意义非凡。其中，第一次便是您刚才所提及的，大约是在我第二本散文集《红尘心语》出版之后，我便开始思索一个问题：难道你一直要沿着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散文之路写下去吗？春节来了写过年，清明将至写故人，中秋到了写月亮，花花草草，尺水风波？
因此，我开始思考：一个作家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或者一个作家的可持续发展在哪里？这是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实不相瞒，当时我确实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众所周知，在陕西文学环境中，文学有一个传统，从柳青那一代作家起，便以长篇小说作为衡量一个作家的标尺。一个作家倘若没有一部能够引起轰动、拿得出手的长篇小说，那么很遗憾，他在文坛上便很难拥有一席之地。我当时正年轻，谁不渴望成名呢？张爱玲还说“出名要趁早呢”。人皆有名利之心。
所以，当时我面临着创作道路乃至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即是否要涉足小说创作的问题。那时我感到十分迷茫。为此，我向周围众多前辈和同行请教，询问自己是否应该像他们一样也去创作小说？对此，人们看法不一。有人建议我直接去写长篇小说，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便能一举成名。另一些人，则建议我继续写散文。
在这种情况下，我十分感激一个人——时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同时也是《延河》杂志执行主编的常智奇。有一次，我邀请常智奇老师到我们学校举办讲座，在接他的途中，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困惑。常智奇老师当时对我说：“依我看，你还是好好地先把你的散文写好，把散文这锅水烧开，让陕西文坛提及散文创作时，还能想到有一个叫‘史飞翔’的这样的一个娃，你就算是把事情做成功了。”听完这番话，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在散文与小说创作之间，我选择了创作散文。
这是我在写作道路上的第一个选择，也是面临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如今我已确定，先不涉足小说创作，因为小说创作并非我的强项。为什么呢？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一直生活在校园，远离社会。与社会缺乏接触和深入观察，既不了解官场，也不知道商场，更没有情场经验，如此一来，创作小说又能写什么呢？对不对？我认为，应对自身短板的最佳方式便是扬长避短。——避短就是最好的扬长!正如吉米所说的“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向左走，选择了创作散文而非小说，这是我创作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抉择。
在确定专注于散文创作后不久，我又遇到了瓶颈。散文包含诸多类型，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散文，也有学理性散文、艺术散文、文化散文等。那么，在这些散文类型中，我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呢？此时，我人生的第二次选择出现了。这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发生在我出版第二部散文集之后。当时我思考的问题是：难道我一辈子都要创作这些花花草草的作品吗？我怎样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写作之路呢？法国作家布封曾说“风格即人格”。我们衡量一位作家，包括艺术家，判断其成熟的标志就在于，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位艺术家一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便可以称之为“家”。倘若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么，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名文字工作者或艺术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偶然的机会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说到这，我觉得人这一生啊，有时确实存在一些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事情。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春节期间。我在西影路旧书市场淘书时，偶然发现了一本书——《韩石山演讲集》。韩石山先生专业为历史，后来曾在中学从事教学工作，之后开始文学创作。他出版过一本书，名为《韩石山演讲集》。我当时在旧书摊上看到的便是这本《韩石山演讲集》。我买下书后，便站在那里翻阅，其中有篇文章，题目是《一个写作者的一生应该怎样安排》。
韩石山先生在文中提到，他是小说创作力不从心而转向散文，散文创作力衰退后便从事评论，评论也难以继续时，便四处演讲靠“卖嘴”为生，他将这称为“步步退守”。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道：一个写作者的一生应当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老来修志”。所谓“青春作赋”，是指人在年轻之时，尤其是青春期，荷尔蒙分泌旺盛，艺术创造力也处于巅峰状态，此时比较适合从事纯文学创作。但人到中年，会面临各种社会局限，或许有些话便不能像年轻时那般鲁莽地畅所欲言了。在这种情况下，韩石山先生认为，人到中年应当开始治学，也就是从事学术研究。等到步入老年，“英雄到老尽归佛，唯有神仙不读书”。人就会产生一种人类的终极关怀：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此，人在老年时，可以从事“修志”工作，比如参与乡邦文献整理、撰写地方志等。“青春作赋，中年治学，老来修志”，当时我看到这十二个字，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彼时，我正处于写作生涯的第二个十字路口，也就是在散文类型的选择上犹豫不决，这十二个字坚定了我的信念，即要在中年时致力于治学，向学问靠拢。因此，我选择了文化散文。
正好这时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文化苦旅》问世。如今对于余秋雨，人们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甚至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我看来，余秋雨对散文的贡献无人能及。《文化苦旅》像原子弹一样，爆炸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令人耳目一新，让人们意识到原来散文还可以这样写。《文化苦旅》极大地拓宽了散文的疆域。散文原来还可以融入历史，展现出如此宏大的视野与胸怀，而非像我们中学时期所学的杨朔、刘白羽等人的作品，像《白杨礼赞》《荔枝蜜》《记一架纺车》之类的传统抒情散文。因此，余秋雨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综合这些因素，我当时选择从事文化散文创作，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开始实现从文学到学问的转折。
这便是我刚才向您提及的，我在写作道路乃至人生道路上的两次重要抉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这30年的文学创作之路，那便是“从文学到学问”。
这两次转型，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或者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作家的选择与定位问题。陈忠实先生晚年曾写过一本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话并非陈忠实先生首创，他是借用了海明威的话。我认为，对于每一位作家而言，都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不仅仅指语言风格或文学风格，更关乎作家自身的选择与定位问题。正如开篇谈及“一体三面”时我所提到的，作为作家，我对自己的选择与定位便是，成为一名“作家型的学者”或“学者型的作家”。就像冯巩在小品里说的：“我要跟潘长江比高个，跟美国总统比说中国话。”其内涵仍是我刚才所说的，扬长避短。
举例来说，单从小说创作而言，我能与陕西文学界的那几位大家相比吗？显然不能!若论学问，我能与大学那些教授相比吗？也不能！但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走一条交叉型的道路，即：在作家中，我做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在学者中，我做一个文笔好、口才好的？其实，刚才我们在谈及中国传统学问时提到过，五四时期的那一批大师级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集作家与学者身份于一身的，二者毫无矛盾，只是如今我们人为地、将其强行分割了而已。这并非我的创见。著名老作家王蒙先生很早就提出过“作家学者化”的观点。尽管少有人提及“学者作家化”，但我认为“学者作家化”这一说法同样成立。因为如今有不少学者，将论文体、学报体发挥到了极致，但其撰写的文章晦涩难懂、四平八稳，除了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供少数同行交流之外，对社会很难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大众也基本上是少有问津，这其中无疑是存在问题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作深入探讨。此刻，我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任何一位作家，包括艺术家，像书法家、音乐家、美术家、绘画家、雕塑家等，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选择与定位的问题：你为什么而创作？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艺术家）？是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一闪而逝呢？还是像恒星那般，长久地照耀在文学与艺术的天空？是追求生前的一时红火、短时期的炒作与声名，还是追求深厚的底蕴，以流芳千古呢？如今有句话流传甚广：“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左传》中也提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何为“不朽”？在我看来，不朽并非指人肉体的长生不死，而是指一个人在精神层面所留下的东西，其思想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当我们谈论唐诗宋词时，李白、杜甫便活在当下；当我们谈论《白鹿原》时，陈忠实先生便未曾远去。这便是不朽。这便是一位作家或艺术家的选择与定位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因此，我认为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我时常以此勉励自己。我对自己的选择与定位是：首先，务必成为这样一种人——即便多年以后，三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后，当人们回顾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时，还能记得有史飞翔这样一个明白人，还多少写下过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便是我的理想。也就是说，我追求的是身后名，而非生前利。正如古人所言：“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于右任老先生曾为蒋经国题写过一副对联，我认为其内容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文学或艺术创作的人而言，极具借鉴意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世间，难免有功利之心，难免都要算计，但算计的究竟是蝇头小利呢，还是家国情怀呢？老先生的话给出了答案：“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我时常以此句来勉励自己。在我看来，文化自信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实际上根植于一个人——无论是作家还是艺术家——内心深处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选择，它关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因此，结合我自身走过的文学与治学之路，我认为最重要的仍是作家或艺术家的选择与定位问题。我所要阐述的便是这些。
学术研究通俗化写作的“八字准则”：举重若轻，删繁就简
3. 问：您是如何把那些艰深的学术研究，写成普通读者也能看懂又喜欢的文章？
答：若谈及可总结的方法，我认为可用八个字概括，即“举重若轻，删繁就简”。这是我时刻告诫自己的准则。在我出版前文提及的那些著作，也就是从文学创作迈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后，我的写作便转向了专题性研究写作。无论是《终南山隐士》《关学与陕西书院》《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还是《陕西当代作家研究》等，皆是如此。
我在写作时，始终告诫自己务必运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站在现代人的视角，以当下时代所需的语境进行创作，不能佶屈聱牙，不能拾人牙慧。其实我刚才也提到过，我内心对那些将学报体、论文体以及课题、项目等发挥到极致的人充满敬重，但这类写作显然与我的性格不符。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天生有所侧重的。我是个比较散淡、随性的人，胸无大志，从来不做什么规划，也没有学术野心。一切都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西方现代学术传入后，我们的学科分类愈发细致。我认为，中国传统学问一直强调通人之学、通才之学，注重学者应具备一种博大的，包容天地的气象与格局。我内心十分向往并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学问与气象”的这种追求。相反，对于西方传入的学报体、论文体，我内心多少有些抵触。因此，我告诫自己，在写书和文章时，尽量用大众化的语言把学术问题讲清楚，做到举重若轻，即便让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能听懂、看懂并接受，这才是关键所在。
历史上白居易便是极好的例子。白居易写完诗后，会先让农村里那些不识字的老妇人听，若她们都能听懂，他便觉得这首诗可以。南怀瑾老先生是我十分推崇的国学大师，他讲课亦是如此，语言幽默，通俗易懂。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叫“述而不作”，孔子便是这样。即便要著述，也必定会用最通俗的语言，做到最接地气。所以我经常告诫自己要接地气、说人话、办实事，无论是写书还是写文章都秉持这一原则。
举个例子，我之所以写不了学报体文章，是因为学报体文章有其固定范式：有了心得或体会，必须讲究起承转合。按照学报要求，要先阐述研究现状、分析现实意义、进行开题、分析、研判、小结等，最后才给出结论。而我总是忍不住想直接把最终观点告诉大家。我常开玩笑说，我的文章一般一个Word页面就能呈现，多采用学术随笔的形式，表达对当下问题的看法。比如我写的一些杂文，就尽可能用最简洁的语言。这既是对资源的节约，也是对他人时间的尊重。因此，我总结的这八个字——“举重若轻，删繁就简”，便是我写作时所遵循的准则。
（未完待续）
史飞翔简介
史飞翔，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西安市社会科学院老子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青人才”、陕西省“百优人才”。现任陕西终南学社秘书长、《陕西终南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高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出版《历史的面孔》《民国大先生》《追影：真名士自风流》《终南隐士》《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关学与陕西书院》《陕西作家研究》《陕西当代作家研究》等著作23部，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并出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