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新亚书院创办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自此开了新亚的新传统：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学术之世界精神。近四十年，以钱穆先生为名的讲座迎来了多位名垂青史的大家，也留下了多本影响深远的著作。2016年，活字文化再版了四本名著，大陆读者得以再度感受新亚学风，以及大师们留下过的思想印记。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丛书书影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总序
金耀基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校六十周年，新亚书院之出现于海隅香江，实是中国文化一大因缘之事。1949年，几个流亡的读书人，有感于中国文化风雨飘摇，不绝如缕，遂有承继中华传统、发扬中国文化之大愿，缘此而有新亚书院之诞生。老师宿儒虽颠沛困顿而著述不停，师生相濡以沫，弦歌不辍而文风蔚然，新亚卒成为海内外中国文化之重镇。1963 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与崇基、联合成为中大三成员书院。中文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愿景。新亚为中国文化立命的事业，因而有了一更坚强的制度性基础。1977 年，我有缘出任新亚书院院长，总觉新亚未来之发展，途有多趋，但归根结底，总以激扬学术风气、树立文化风格为首要。因此，我与新亚同仁决意推动一些长期性的学术文化计划，其中以设立与中国文化特别有关之“学术讲座”为重要目标。我对新亚的学术讲座提出了如下的构想：
“新亚学术讲座”拟设为一永久之制度。此讲座由“新亚学术基金”专款设立，每年用其孳息邀请中外杰出学人来院作一系列之公开演讲，为期两周至一个月，年复一年，赓续无断，与新亚同寿。“学术讲座”主要之意义有四：在此“讲座”制度下，每年有杰出之学人川流来书院讲学，不但可扩大同学之视野，本院同仁亦得与世界各地学人切磋学问，析理辩难，交流无碍，以发扬学术之世界精神。此其一。讲座之讲者固为学有专精之学人，但讲座之论题则尽量求其契扣关乎学术文化、社会、人生根源之大问题，超越专业学科之狭隘界限，深入浅出。此不但可触引广泛之回应，更可丰富新亚通识教育之内涵。此其二。讲座采公开演讲方式，对外界开放。我相信大学应与现实世界保有一距离，以维护大学追求真理之客观精神，但距离非隔离，学术亦正用以济世。讲座之向外开放，要在增加大学与社会之联系与感通。此其三。讲座之系列演讲，当予以整理出版，以广流传，并尽可能以中英文出版，盖所以沟通中西文化，增加中外学人意见之交流也。此其四。
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第一个成立的学术讲座是“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此讲座以钱宾四先生命名，其理甚明。钱穆宾四先生为新亚书院创办人，一也。宾四先生为成就卓越之学人，二也。新亚对宾四先生创校之功德及学术之贡献，实有最深之感念也。1978 年，讲座成立，我们即邀请讲座以他命名的宾四先生为第一次讲座之讲者。83岁之龄的钱先生缘于对新亚之深情，慨然允诺。他还称许新亚之设立学术讲座，是“一伟大之构想”，认为此一讲座“按期有人来赓续此讲座，焉知不蔚成巨观，乃与新亚同跻于日新又新，而有其无量之前途”。
翌年，钱先生虽困于黄斑变性症眼疾，不良于行，然仍践诺不改，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自台湾越洋来港，重踏上阔别多年的新亚讲堂。先生开讲的第一日，慕其人乐其道者，蜂拥而至，学生、校友、香港市民千余人，成为一时之文化盛会。在院长任内，我有幸逐年亲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和中国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这几位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有世界声誉的学人的演讲，在新亚，在中大，在香港都是一次次文化的盛宴。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
1985 年，我卸下院长职责，利用大学给我的长假，到德国海德堡做访问教授，远行之前，职责所在，我还是用了一些笔墨劝动了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来新亚做85 年度讲座的讲者。这位自嘲为“杂家”、被汉学界奉为“宗匠”的史学家，在新亚先后三次演讲中，对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三个钥辞作了渊渊入微的精彩阐析，从我的继任林聪标院长信中知道杨先生的一系列演讲固然圆满成功，而许多活动，更是多彩多姿。联陞先生给我的信中，也表示他与夫人的香港之行十分愉快，还嘱我为他的讲演集写一跋。这可说是我个人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画上了愉快的句点。
此后，林聪标院长、梁秉中院长和现任的黄乃正院长，都亲力亲为，年复一年，把这个讲座办得有声有色。自杨联陞教授之后，赓续来新亚的讲座讲者有余英时、刘广京、杜维明、许倬云、严耕望、墨子刻、张灏、汤一介、孟旦、方闻、刘述先、王蒙、柳存仁、安乐哲、屈志仁诸位先生。看到这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不禁使人相信，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莫不有对中国文化抱持与新亚同一情志者。新亚“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许多讲者，他们一生都在从事发扬中国文化的事业，或者用李约瑟博士的话，他们是向同代人和后代人为中国文化做“布道”的工作。李约瑟博士说：“假若何时我们像律师辩护一样有倾向性地写作，或者何时过于强调中国文化贡献，那就是在刻意找回平衡，以弥补以往极端否定它的这种过失。我们力图挽回长期以来的不公与误解。”
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
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
的确，百年来，中国文化屡屡受到不公的对待，甚焉者，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且遭到“极端否定”的命运。正因此，新亚的钱宾四先生，终其生，志力所在，都在为中国文化招魂为往圣继绝学，而“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之设立，亦正是希望通过讲座讲者之积学专识，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对中国文化阐析发挥，以彰显中国文化千门万户之丰貌。“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者的演讲，自首讲以来，凡有书稿者，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如有中、英文书稿者，则由中文大学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同出版。
三十年来，已陆续出版了不少本讲演集，也累积了许多声誉。日前，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向我表示，讲座的有些书，早已绝版，欲求者已不可得，故出版社有意把“讲座”的一个个单行本，以丛书形式再版问世，如此则搜集方便，影响亦会扩大，并盼我为丛书作一总序。我很赞赏甘社长这个想法，更思及“讲座”与我的一段缘分，遂欣然从命。而我写此序之时，顿觉时光倒流，重回到七八十年代的新亚，我不禁忆起当年接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几位前辈先生，而今狄百瑞教授垂垂老去，已是西方新儒学的鲁殿灵光。钱宾四、李约瑟、小川环树、朱光潜诸先生则都已离世仙去，但我不能忘记他们的讲堂风采，不能忘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他们的讲演集都已成为新亚书院传世的文化遗产了。
2009年6月22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