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三位“名声不好”人物，如今却被影视剧频频洗白，这些改编是否真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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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一个冬夜，北京的一位老先生在灯下翻检旧书，看到晚清的奏折时，忍不住摇头叹气：“戏文看多了，真把人看糊涂了。”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尖刻，却戳中一个问题：在屏幕和书本之间，很多人已经分不清哪边才是历史。

有意思的是，在今天，很多人了解历史人物，不是从《清史稿》《明史》这种枯燥的典籍，而是从一部部剧情紧凑、情感拉满的电视剧里得来的。画面精致，台词漂亮，人设鲜明，看着过瘾，却不知不觉中把一些“名声很差”的人物，硬生生洗成“被误解的好人”。

影视剧当然可以艺术加工，但碰到真实历史人物，就得多一分敬畏。否则，戏演得再精彩，也只是在虚构里兜圈子。下面这三位，都是史书中评价极其复杂、甚至臭名昭著的人物，却在近二三十年的荧幕上被“重新包装”，形象大变。对照史料一看，不得不说，有些改造实在荒唐。

一、被演成“清官斗贪官”的纪晓岚

说起纪晓岚，很多人脑海里立刻就浮现出一个形象：嘴皮子利索，脑筋转得快，手里拎着大烟袋，三句话里必有一句讽刺和珅，既能逗皇帝开心，又能维护天下苍生，堪称清代“相声大师式清官”。

这种形象，基本就是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给“刻”进去的。张国立、王刚、张铁林组成的“铁三角”，把乾隆朝演得热热闹闹，纪晓岚和和珅斗嘴的桥段，很多人能倒背如流。

问题在于，只要把时间线理一理，这种“清官斗贪官”的设定就立不住。

纪昀（纪晓岚）生于清世宗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和珅出生在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两人整整差了二十六岁。等和珅真正走上权力高峰时，纪晓岚已经是个在官场打滚多年、主要精力用在文书和典籍上的翰林官员，而不是天天有空在皇帝跟前嬉笑怒骂的御前红人。

再看官职，纪晓岚在乾隆十九年入仕，后来做到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等高位，品级确实不低，但这些职务大多与礼仪典章、文书编修有关。朝廷的军机要政、财权大权，却集中在和珅这样的权臣手里。两个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并不可能在政务层面，频繁上演“针尖对麦芒”的智斗。

乾隆时期的政治气氛，还得单独说一句。那是文字狱频繁爆发的年代，一个用错典、写错句的文人，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别说当众顶撞权臣，就算在诗文里含沙射影，都可能被人揪住不放。所谓“铁齿铜牙”，放在那个语境下，只能算戏剧化的想象。真正懂得自保的士大夫，连玩笑都格外慎重。

史料中对纪晓岚的评价，重点在“博学”和“文采”，而不是“斗争”。他在乾隆朝参与修撰《四库全书》，担任总纂官之一，这是真实的。和珅也在这一工程中，担任过正总裁官。看起来似乎有“正面交锋”的机会，但别忘了，《四库全书》编纂队伍庞大，参与者众多，多数时间都埋在书堆和稿本里，能当面斗嘴的机会极少。

更微妙的是，乾隆对纪晓岚的态度，并没有电视剧中那么“器重”。《啸亭杂录》中记载，乾隆曾当面对纪晓岚说：“朕以汝文学优长，顾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这句话不客气，意思很明白：朕要的是你的才学来编书、取乐，不是请你来指点江山。纪晓岚从皇帝嘴里听到这种评价，心里怎么想不好说，但可以肯定，他在政治决策层面的话语权有限。

更尴尬的是生活作风问题。剧中纪晓岚对女色“不为所动”，戏里戏外一片称赞。而根据史料记载，纪晓岚恰恰是在这方面“口碑不佳”。文献中形容他“日御数女”“犹好色不衰”，甚至连修《四库全书》那段紧张时期，因久不近女色而“目赤颧红”，惊动乾隆赐宫女以“调养”。纪晓岚一生妻妾众多，史载达二十余人，年纪差距悬殊者不在少数。1970年发现其墓葬时，随葬金银珠宝之外，还有多位妾室的遗骸，这类考古发现与文献相互印证，让人很难把他当成电视剧里那种“清心寡欲”的形象。

有人为他辩护，说这可能是汉臣在满洲皇权压制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用生活作风上的“恶名”掩盖政治上的敏感。但这种推断毕竟缺乏直接证据，只能算一种揣测。至少从现有材料看，纪晓岚在道德形象上并没有被后世一致推崇。

电视剧把他塑造成一人对抗权奸的“清流代表”，多少有迎合观众心理的成分。一个机智幽默、敢说敢言又生活清简的读书人，更容易得到好感；至于与史实对不对得上，被顺势忽略掉了。

不得不说，这样的“洗白”，表面是让人物更吸引人，实际上把复杂的历史人物，削成了单一的道德符号，既欠公允，也容易误导。

二、被演成“苦心维护国家”的慈禧太后

说起慈禧，这个名字几乎不用多解释。她是晚清最具争议、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女性统治者。即便不懂史书的人，也大致知道她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等事件纠缠在一起。评价再宽松，她的政治负担也无法轻描淡写。

从时间上看，慈禧的人生跨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1835年生于叶赫那拉氏一支，17岁时入宫，最初只是兰贵人。第二年晋升为嫔，靠的是年轻和得宠。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她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咸丰皇帝身体每况愈下，对权力安排和皇位传承愈发谨慎，这给了慈禧一步步向前走的机会。

1861年，咸丰在热河崩逝，年仅六岁的载淳即位。一个幼帝，一个遗孀，一个深宫，外加一群自视甚高的辅政大臣，权力格局随时可能失衡。很快，“辛酉政变”爆发，恭亲王奕訢联手两宫太后，把原先的八大辅政大臣一网打尽。慈禧从这一步开始，不再只是后宫之主，而是实质权力的掌握者之一，随后多年，通过“垂帘听政”，把皇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有人说，清朝的衰败不能都算到慈禧头上，这一点并非没有道理。乾隆后期开始，财政、军备、官场风气已经积弊难返，到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并起，皇帝本人又缺乏手腕，局面早已千疮百孔。慈禧登场时，局势已经不妙。

问题在于，她在之后几十年的抉择上，并没有展现出一个“改革型统治者”的担当，反而多次把国家利益让位于个人权力安全和享乐倾向。

学者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提到，慈禧在掌权之后，对皇位继承安排用心极深。她先是控制同治，之后在同治死后，绕过嫡系长房，让年幼的载湉（光绪）登基，名义上是平衡宗室，实际上也是选择一个更容易控制的傀儡。等到光绪稍有自立之意，1898年戊戌变法刚起步，她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动政变，把光绪幽禁于瀛台，维新派首领谭嗣同等人身首异处。

在这之前，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尽管有种种局限，但总算让晚清在军事和工业方面有些起色。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水师表面上号称“亚洲第一”，实则经费多年被截留挪用，舰队老化严重，弹药不足。关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争议，史学界有不同看法，不过慈禧重修园林、奢靡享乐的嗜好，已无太大争议。对比国库的吃紧和列强舰队的锋利，晚清的失败，很难与这位太后的决策完全剥离。

更麻烦的是她对政局的整体把控思路。慈禧对湘军系统颇有戒心，为了制衡地方实力，将更多重心放在北洋新军的培养上，却没有构建统一、现代化的军制。这种“互相掣肘”的用人之道，在短期内有利于防止某一系统坐大，长期看却埋下了军阀割据、中央难以驾驭的地雷。民国初年各路军阀并起，与晚清后期的这种布局并非全然无关。

再看对外。洋务期间，清廷在与列强交涉上屡屡后退。签订一系列条约时，慈禧并非完全不知情。她对列强的态度在“利用与防备”之间摇摆，既想借洋人之力稳住国内，又对西方制度抱有本能敌意。这样的心态，在义和团运动中彻底暴露：一边利用“扶清灭洋”的口号，一边在局势逆转后仓促转向，最终换来的是更严重的赔款和更深的屈辱。

这些史实摆在这里，无论如何解读，慈禧都很难被视作“为国为民的守成之主”。她的统治确实延长了清朝的寿命，却也让这一段历史承受了巨额的代价。

然而，在不少影视剧中，慈禧的形象却发生了微妙偏移。有的作品把她写成“被迫上位”的孤女，强调她年轻时的无奈；有的侧重她“统筹全局”的一面，把许多决策包装成“权宜之计”；不少戏里，慈安成了心胸狭隘的对手，恭亲王变成庸懦之人，慈禧则负责在中间“高屋建瓴”，扮演一个苦心孤诣的“守成者”。

更夸张的，是把她在变法、外交中的强硬与狠辣，解释成“为了国家长远利益，不得不舍小利保大局”。一句“实属无奈”，就把清廷的被动与屈辱，转嫁为她个人的悲情。这样的写法，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本来是“权力者为己计”，被说成“统治者为大家背锅”。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类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否出自慈禧之口，学界有争议。但她在处理对内对外问题时，那种实用而冷硬的态度，却在多种资料中有所呈现。影视剧若要塑造一个更立体的慈禧，完全可以去挖掘这些复杂面，而不是简单地把她洗成一个“苦心孤诣却被误解的老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屏幕上的慈禧人物性格有时被弱化甚至美化，民间对她的总体印象却并未根本改变。这一点也从侧面说明，历史记忆一旦形成，不是靠几部剧就能轻易改写的。

三、被演成“有情有义”的多尔衮

清初的多尔衮，是一个典型的“戏里帅气深情、史书冷酷复杂”的双面人物。《孝庄秘史》等多部电视剧，把他塑造成一个对大玉儿（孝庄文皇后）痴心一片、甘为爱退位的“悲情王爷”，很多观众一度把他当成理想情人式人物。

顺着剧情看，多尔衮和大玉儿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本该结为夫妻，却被皇太极横插一脚，把大玉儿纳入后宫。多尔衮在爱与权之间痛苦挣扎，最终选择扶持自己所爱的女人之子登基，自己做摄政王，“有权不用，留给后人说”，死后还落得被清算的下场。这种写法戏剧张力足够，人物也够“虐心”。

可要真按历史年表算账，这一套说法就得打个问号。

1625年（后金天命十年），年仅十二岁的博尔济吉特氏（即日后的孝庄）嫁给皇太极做侧福晋。此前，她一直生活在科尔沁草原。多尔衮则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自幼留在父亲身边，活动范围以盛京一带为主。直到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他才随部队有更多行动空间。

换句话说，两人的少年轨迹并不重合，所谓“自幼青梅竹马”几乎不可能成立。至于之后是否曾发展出更亲密的关系，正史没有确凿记录，野史传说不少，但史学界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即便真有暧昧，也很难成为左右皇权布局的唯一原因。

从政治角度看，顺治朝初年局势极其紧张。吴三桂引清入关之后，南方明朝残余势力仍在抵抗，北方内部也有旗王争权的暗流。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豪格之间的矛盾，本就由来已久。按正统继承顺序，豪格更有资格接班；但多尔衮握有重兵，战功赫赫，声望不低。若两人硬拼到底，满清内部很可能就此爆发一场致命内斗。

在这种背景下，多尔衮提出拥立年仅六岁的福临（顺治帝）登基，是一招高明的妥协。幼主无力亲政，摄政王自然掌握实权；同时又可以向各旗王和文武群臣交代——“大家推个孩子坐中间，谁也别说谁抢位子”。这一步，本质上是以退为进的政治操作，而不是单纯的“为爱舍权”。

接下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顺治朝前十年，几乎所有重大军政决策，都绕不开多尔衮。他以“皇父摄政王”的名义行事，仪仗、服饰、宫第之华丽，有时与帝王无异。《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中，对他的评价相当严厉：“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父皇摄政王……僭妄不可枚举。”这些“罪状”，在编纂史书时固然有皇权立场的偏见，但也反映出当时朝野对其权力膨胀的普遍忧虑。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多尔衮留下的印象，更与电视剧里的“痴情王爷”大相径庭。清军入关后，围绕他制定或推动的一系列政策，被后世称作“清初六大弊政”：圈地令、剃发令、投充法、逃人法、禁关令以及屠城。

“圈地令”三次强占土地，波及之广，涉及约十六万余顷，原本赖以为生的农人一夜之间变成佃户甚至流民；“投充法”则给八旗官民以广泛权力，可以招收乃至买卖贫民为奴役使，一些底层家庭为了躲避饥饿，只能“自卖子女”；“逃人法”封死了奴仆逃亡的出路，逃者被捉回要受重刑，窝藏者甚至会被处死并抄家，还要连累邻里和地方官。

“禁关令”则通过修筑长达千余里的“柳叶边”篱笆，硬生生把内地百姓与所谓满洲“龙兴之地”隔开，阻止汉人进入垦殖。这些制度设计，都是为稳固八旗统治服务，却深深伤害了民间的活力。

讲到“屠城”，影响就更为惨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嘉兴之屠、大同之屠等血案，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而是一整套“震慑政策”的产物。清军在南下过程中，一旦遇到顽强抵抗，就以屠城立威。史可法守扬州，城破后十日不封刀，清军杀戮掳掠，尸体积累遍野；嘉定百姓因为拒不剃发，多次遭遇大规模屠杀。这些记载出现在多种史料中，难以简单以“数量夸大”为由一笔抹去。

对这些真实存在的制度与惨剧，电视剧往往轻描淡写，甚至直接略过，而把多尔衮的篇幅重点放在他与孝庄的情感纠葛上。观众跟着剧情走，很容易把一个政治手腕极硬、对民间造成沉重伤害的统治者，当成“有情有义却被误解的可怜人”。

当然，多尔衮并非一无是处。他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确有过人之处，对清军入关、统一北方和东北地区起了关键作用，这也是史实。但功过如何评判，至少得建立在承认全部史料的基础上，而不是只挑戏剧化、容易引发共鸣的一面来讲。

有意思的是，多尔衮在清廷内部的“黑化”和在电视剧中的“美化”，几乎形成两极。前者强调他“篡权僭越”，后者强化他“至情至性”。真正被忽略的，反而是那个处在中间地带、既有功也有过的复杂人物。这种简单化处理，看着爽快，却让人离真实越来越远。

结尾不妨回到一开始的那句话。戏可以好看，人物可以丰满，但当历史人物被反复搬上荧幕时，该做的功课不能省。纪晓岚、慈禧、多尔衮，这三个人在史书里的评价纵有差异，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不是什么“轻轻松松就能被洗白”的角色。

影视剧若只是为了迎合情绪，把他们改写成与史实相违的正面人物，看上去讨巧，实际上既辜负了那一段本就沉重的历史，也让观众失去了了解真相的机会。对那些真正关心历史的人来说，屏幕之外，再翻一翻史书，恐怕才是更值得花时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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