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导师”的导师——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中的鲁迅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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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鲁迅《导师》，1925年5月 1925年，《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于新年来临之际，向“海内外名流学者”征求十本“青年必读书”的书单，往后的两个月内，包括梁启超、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潘家洵、顾颉刚、徐志摩、张竞生等一众著名学者作家都给出了自己的“应征书目”，可谓蔚为大观，乃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颇为热闹的事件。如今研究教育学的专家教授再去回顾一下这些林林总总的书单，大概也不无启发。当然，这一事件之所以成为日后常被人提起的一桩公案，更多是因为鲁迅反其道而行之的著名回答：“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因此鲁迅并没有列出任何“推荐书目”。不仅如此，比他的交白卷引起更大争议的是他在旁边写的附注中的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一异常的姿态与议论，使鲁迅在当时受到了不少攻击与质疑（尽管也不乏有站在他一边的人）。他在《华盖集》的《题记》里就说：“我今年（按：即1925年）开手做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二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当时一些青年给《京报副刊》写的信以及鲁迅的回应就收在《集外集拾遗》里，清晰可考，而这也不过是鲁迅所收到的批评的一小部分。 这些青年对鲁迅的质疑，现在看来无疑是极为肤浅的，如其中一名叫柯柏森的，以一种轻佻的语气写道：“唉！是的！‘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谓‘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人生呢？‘欧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尝听说：maiguo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吗？”以此暗讽鲁迅主张“多看外国书”是“maiguo贼”的行为。又如另一名叫熊以谦的，极力为“中国书”辩护，指责鲁迅道“这不是中国书贻误了你，是你糟踏了中国书。” 除此之外，还有人叫嚣着让鲁迅“搬出中国去”，甚至还有人将鲁迅骂为“洋奴”。实际上，这里面的许多人，并不是单纯从学理的角度出发，而是站在当时甚嚣尘上的民zu主义立场上（“中国书”/“外国书”的对立，自然挑动了他们这条敏感的神经）指责鲁迅的。像熊以谦来信中对“中国书”的辩护，若剥离具体语境来看的话，自然也不算有大错，然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鲁迅不仅看过并深入研究过“中国书”，而且其本身亦是一个热烈的民zu主义者，只不过他所践行的“民zu主义”与他们并不相同，这是其一；更严重的错位在于，他们完全不能理解鲁迅“交白卷”以及提倡青年“多看外国书，少看或不看中国书”背后的动机与立场。 鲁迅的动机，还要从这事情开头说起。鲁迅并不是最早交卷的人，实际上他完稿的时间（2月10日）已经比孙伏园原来所规定的截稿日（2月5日）晚了数天。鲁迅是在孙伏园的反复催促之下才不得已写了这份答案，还是故意地拖稿，这其间颇可玩味。被称为“副刊大王”“副刊圣手”的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与鲁迅有非常深厚的师生之谊，就在1924年12月，因为《晨报》的代理编辑刘勉己不肯刊发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愤而离职，到《京报》走马上任。很明显，此次“青年必读书”的征集乃是孙伏园为刚创刊不久的《京报》副刊所发起的一次造势活动。依鲁迅与孙伏园的交情，他极有可能是看过之前刊登的所有应征书目的。至于他清不清楚孙伏园的目的，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不管如何，鲁迅的回复一经刊发便马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可以想见，《京报》副刊的销量亦因此有所上涨吧。 在鲁迅之前，胡适、梁启超、周作人等人的书单已经见报，而鲁迅的表态很明显是针对这些人所列的书单而发。根据统计，鲁迅之前的九张书单中，“中国书”的比例要比“外国书”高，这是鲁迅附注中关于“中国书”“外国书”态度的重要原因（他的回答，无疑也是对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一种表态）。这一则附注体现的是鲁迅对民zu文化遗产，即所谓“传统”的一贯立场，在此我不作过多讨论，比起这令更我感兴趣的，是这次他面对“青年”时所采取的独特姿态。 孙伏园发起这次“青年必读书”的征集，无疑是受到了前两年（1923年）胡适针对清华大学学生写的那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启发（后来梁启超还发表了他对胡适的批评）。不过，这次面向的受众群体更广，直接指向的是全体青年（至少是能读书看报的青年），胡适之前的那份书单，即使是面对专业的学生也已有要求过高之讥，这次那些“名流学者”所列出的书单，是否就更符合所谓“必读”的要求？不论是梁启超列的清一色“国学经典”（《孟子》《左传》《汉书》《传习录》等），还是翻译家潘家洵列的清一色外文书（包括《新约》以及罗素的著作等），又或是文字学家马幼渔所列的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章学诚《文史通义》这类过于专业化的书籍，都让人不禁产生疑问：青年应该只看中国书？还是应该只看外国书？还是要一味研读艰深晦涩的学术书籍？较中肯的，是胡适和周作人所列的书单，“中国书”和“外国书”的比例大致相当，而最为实际的大概是时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朱我农的书单，除了《世界地理》，甚至还有《现行公文呈式》这样的“公文写作实用指南”（作为校长，大概希望青年学生能为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然而纵观这些人所列出的书目，总体上无疑有过于“学院派”之嫌。从他们所列出的书单，也大致可以看出这些“名流学者”对于青年的态度。他们大部分久居于象牙之塔，惯以“导师”的上位者身份“指导”青年，而对于“青年”中的大多数的诉求，似乎较缺乏思量。历来论者对这些人，大多是把他们作为鲁迅的对立面来批判的，但实在也没必要对他们过于求全责备，因为“老师”为“学生”开书单本就是分内之事，不管开出的书单合不合适，学生也至少能藉此开拓视野或聊作参考，总不是一件坏事，若没有鲁迅后来惊人的表态，这也原属正常。 二十世纪初，在反传统、反权威的大潮之中，师生关系无疑是紧张而且时常是微妙的。自《新青年》问世之后，“青年崇拜”似乎已经成为了社会舆论的一种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导师”已经被丢弃到一边不再被需要了，相反，正由于新事物与新思潮爆炸式的涌现，加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陷入迷茫的青年们毋宁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导师”。像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一类具有特殊人格魅力的文化界名人，在当时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与号召力，并不亚于今日之明星。鲁迅从厦门转去广州教书之时，还有一些学生与他同进退，也从厦门跑到了广州。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算罕见。而且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古代许多来自天南地北的士子也喜欢游于当时享有盛名的大儒门下，形式大概也跟这差不多。 毋庸置疑，当时的青年们，与现在的一样，虽然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同时也极为期盼着能有一位学识超卓且了解青年诉求的“导师”来指导自己，在这一点上，古今并无太大不同。当孙伏园策划的“青年必读书”活动开展时，想必许多青年也正翘首以盼。在看了前面这些或不咸不淡或过于守旧/新潮的书单之后，鲁迅的“交白卷”，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大概是一记当头棒喝。鲁迅自然不会不知道青年对其给出的答案是有某种“期盼”的——用时髦的学术名词来说就是某种“期待视野”。作为“导师”，作为一个有名的公众人物，他的“交白卷”是否“失职”，或者说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 首先要知道，鲁迅并不是不能开书单的，在他的一生中，因为各种原因，他不止一次给别人开过书单，如1930年给挚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便是一例（见《集外集拾遗补编》）。当时许世瑛要从化学系转到中国文学系，鲁迅便给其开了一份相对简明的中国文学书目。可见在了解了具体的情况之后，鲁迅并不吝于为特定的对象开书单。同时鲁迅亦不吝于向青年分享自己关于读书的意见，1927年，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作了一次关于读书的演讲（即《读书杂谈》），里面就说得很详细。而这与他在这次征集中交白卷的行为，实际上并不矛盾。表面上鲁迅的确交了白卷，但是在附注中，他依然迂回地表达了对青年读书的看法——虽然是一种另类的、变相的“指导”，但归根究底也还是某种指导。可见鲁迅对于青年，也寄托了一定的期望，只不过这期望的内容与表达方式，与他人大相径庭而已。 鲁迅对青年的期望是什么呢？ 鲁迅在这次征集活动中交了白卷，他所留下的空白，比其他人的填满更耐人寻味。与其他“导师”不同，鲁迅对“导师”的身份异常敏感。这一敏感在于——所谓的“必读”的标准是什么？谁有资格为“全体”青年开一个“必读”书单？这一合法性来源于何处？ 意识到这一敏感性的并非鲁迅一人。实际上，在鲁迅之前，年轻的民俗学家——彼时27岁的江绍原就交了白卷。他在“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一栏打了个大大的“X”，并在四周的空白处填上“Wanted”一词，在右边的“附注”里这样写道：“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智识’。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即中学大学教员’爱读书的书目而已。” 江绍原的附注，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次活动中某些师长的傲慢性质，并且多少指出了所谓“必读书”的无效性。江为有名的“周门弟子”（此“周”为周作人的“周”）之一，不过在此时，他的步调似乎与鲁迅更为一致。 继鲁迅之后，也有另一个人交了白卷——同样也是“周门弟子”——那就是时年25岁的诗人、散文家俞平伯。他在附注里说：“青年既非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见任何世俗是大家必读的，我只得交白卷。若……轻易地填这张表，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者，我觉得有点‘难为情’。” 与鲁迅同样交白卷的这二位，也是受邀名单里年纪最轻的，均不到三十岁（除他们之外不到三十岁的还有时年28岁的徐志摩，他给孙伏园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对是否能开“必读书”也表示了质疑，但最终也还是列出了十本书），也可以说他们自身即是青年，自然更能体贴“青年”的心境，对“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的傲慢也更为警惕。其实其他人何尝又不明白这一点，只不过除鲁迅外，这些师长名流们大概并不会直接交白卷，还是会“勉为其难”地列出十本书来。 鲁迅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与其说是过于谦逊，倒不如说是因为对青年的秉性太熟悉。在《导师》一文中，他劈头就写道：“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又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人具体兴趣、专业、背景等的不同。不针对具体情况而开一个大而无当（但也许符合“导师”个人口味）的书单，那不就是空谈么？鲁迅清醒地认识到“青年”这一群体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与俞平伯一样），因此不贸然开“书单”，这既是他的谨慎，也是他对“青年”这一群体的尊重。 有人认为鲁迅的交白卷是故作姿态。如老老实实列了十本书的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其时兄弟已经失和），在1966年致鲍耀明的信里就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地与别人拗一调。”鲁迅这一立场的表达，当然是经过某种考虑的，但是否如周作人说的那般刻意做作，那倒也不一定，甚至这其中，还包含着某种真诚。 就鲁迅个人来说，他“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想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这个与那个》），少年时“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的经历仍历历在目，对留日时致力于文艺活动又最终失败的创痛体验也未曾忘怀。从上面江绍原与俞平伯与鲁迅采取相似姿态这一点可以看出，鲁迅对于青年心境的切近，在那个时代的“导师”中大概罕有人能匹敌。而1925年，又恰好处于鲁迅个人心境最为苦闷、黑暗的“彷徨”时期。在1925年3月11日给当时还是其学生的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就坦言：“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差不多两个月后给青年学生吕琦和向培良的信中，他又说了这样的话：“……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比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 如此推心置腹的自剖，对于青年来说，也许会比摆出一副“导师”架子，轻飘飘地“指出一条明路”更让他们感动罢？这种“寻路”的迷茫与痛苦是“彷徨”时期的鲁迅反复申说的主题之一，在一年多后的《写在〈坟〉后面》中，鲁迅还这样写道：“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鲁迅觉得自己就还在寻路的途中，怎么就有资格“指导”青年去走哪一条路了？也无怪乎他在《导师》一文中，充满不屑地描述那些贸然开出书单的文人学者：“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他的交白卷这一貌似“拆台”的行为，明显是带有对当时某些“导师”的不满，这一点，想必当时的读者也能领会到。 身为“导师”的鲁迅却对“导师”如此不屑，青年们的意外也可想而知。“导师”靠不住了，那么什么才是靠得住的呢？青年们接下来肯定又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有人来信发牢骚说看来“只有自己可靠”。但鲁迅却连这最后一个“可靠”也要打破：“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是可靠的。” 鲁迅不愧为鲁迅。那么，到底谁才是可靠的呢？他对此的回答是：“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这多少让我们联想起那位声称“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苏格拉底——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 于是，在《导师》一文的结尾，鲁迅老实不客气地说道：“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比起“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当然，“鸟”是脏话），鲁迅更倾向于让青年自己去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他当然并非是对青年的学识、能力等有着绝对的信任（如上文所说，“自己也未必是可靠的”），他的这一导向，毋宁说是为了激发青年们的主体性。青年对“导师”/权威的趋附与崇拜（更遑论是一些腐朽的“导师”），与新文化运动以来“青年本位”的价值取向对比，无疑是很大的讽刺。面对这一吊诡，与其直接稳妥地将现成的经验与答案罗列出来（这是没什么难度的事情），鲁迅宁愿什么答案也不给出，“逼迫”青年们去寻找自己的道路。道路若不是自己所开辟出来的，那就不成其为道路，不过就是拾人牙慧，或者用鲁迅喜爱的那个叔本华的比喻，不过是“他人思想的跑马场”。 如何获得作为人的主体性，是鲁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从这次鲁迅留下的空白中，我们依稀还能听到青年时代的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阐述的“立人”思想的回响：“……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青年时代的鲁迅，推崇的是那些“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的“独异的个人”。“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的青年，当时有多少呢？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在鲁迅看来，青年中具有这样精神的人大概还是相当稀缺的。 其实鲁迅也并不寂寞。他交的这张白卷，还有“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的主张，虽然攻击者有之，谩骂者有之，但亦不乏“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知音。如当年著名的湖畔派诗人汪静之（时年23岁），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鲁迅说的‘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一见就拍案叫绝，这真是至理名言，是中国学界的警钟的针砭，意见极高明，话语极痛快，我看了高兴得很。”数十年之后，来到新世纪，面对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化大潮，出版家钟叔河在评价这次“青年必读书”事件时也说：“盖书籍乃是文化的载体，有点文化的人恐怕不太会相信别人开的单子，不管别人是多么的高明。” 反“导师”的鲁迅自然也是一位“导师”，不过相比起那些四平八稳、安于高位而无反省之意的“鸟导师”，鲁迅无疑是一个异端。周作人对鲁迅答案的评价，尽管含有贬义，但倒亦意识到当中的异端性。而这一点，多少是被日后人们对鲁迅的崇拜，以及对“新文化运动”诸君的单一想象所遮蔽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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