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背后，他们用生命活成戏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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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千龙网）

5月23日，李梅第1338次演绎李慧娘。图片/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供图

幕布还未拉开，后台已是一片默然的忙碌。

空气里混杂着松香的气味、戏服上白酒的酒气和煤油灯若有若无的油腥味。化妆台上一排排灯泡泛着黄白色的光，照见镜中一张张正在被勾画的脸。

这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第1338次演绎李慧娘。5月23日晚，开场前一个小时，她关上化妆间的门，把手机拿开，让自己完全沉进那个死了也不肯投胎的鬼魂里。

化妆台上，5个用宣纸包好的松香包静静躺着。再过一会儿，李梅会把它含在嘴里，在舞台上喷出一团团烈火，那是李慧娘满腔的愤怒与不甘。

电视剧《主角》的爆火，把忆秦娥的故事送进了千家万户，也让卧鱼、吹火这些秦腔中的传统技艺被人们熟知。但真正的秦腔，从不止于技艺，而是演员拿自己的一生，去活成戏里的另一个人。

5月23日，李梅在《杀生》中表演“翻身火”。

2024年12月，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惠民演出时表演秦腔《杨门女将》。

“用身体表达最古老的戏曲审美”

昏暗的舞台上，顶灯的光色渐渐淡去，李梅一袭白衣，立在舞台中央。

她目视斜上方，双臂环抱胸前，十指拢住斗篷的领口，缓缓下沉。她感受着自己的脊椎一节一节地弯折——腿先沉，继而是腰，再是背，直至卧倒在舞台上——像一炷香燃尽时那截灰烬，无声坠落。

这是李梅做过无数次的“慢卧鱼”。因为长期练习这个动作，她的脊椎侧弯，呈“S”形，伴有骨刺和膨出。

从十一二岁时，她就开始练习“慢卧鱼”。那时，未经世事的她还无法找到精髓，心里想的只有：怎么以最慢的速度卧下去，同时保持身体不晃。

在一个稀疏星光的夜里，老师霍慧君把她从宿舍叫到操场。场地很空旷，只有两盏洋灰杆路灯。老师让她看向那黯淡的星星，感受秋夜的凉渗进身体。

“星月惨淡风露凉。”这是李慧娘沉入地府前的最后一句唱词。那个夜晚，李梅第一次触摸到李慧娘的心境——被迫与情郎裴瑞卿分离，被权臣贾似道强纳为妾后残忍杀害，满心悲凉与愤恨。“慢卧鱼”的过程，便是李慧娘心滴着血、不愿坠入地府投胎的模样。

从那天起的一个月里，每到夜里11点，李梅都会在操场上跑圆场，然后静静地卧下去。一天夜里一股风吹来，李梅打了个寒战，向天上一看，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孤独、无助。她终于找到了李慧娘的感觉。“观众看的不是腿上的功夫，而是一个弱女子哀怨屈辱、无处申冤的心情。”

《主角》爆火后，李梅饰演的李慧娘片段被网友翻出并大量转发。人们感叹这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三度“白玉兰主角奖”获得者的扎实功底。也有人问：为什么不用升降台，要让艺术家们经受这样的苦难？

尽管常被腰痛困扰，但李梅认为，李慧娘的孤独感，那种在荒郊野外、夜深人静，一个凄惨的鬼不甘心投胎的心情，只有用身体沉下去才能展现出来。“我们是用身体，去表达最古老的戏曲审美。”

“技法永远为角色服务。”这是李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戏曲舞台上，“下高”是一项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高难度特技——演员要从摞起的三张桌子上翻身跃下，动作惊险利落，常用于表现角色飞身下山、凌空脱险等情境。当人物需要展现轻盈灵动或超凡脱俗的气质时，一个漂亮的“下高”便能将那份飘逸感瞬间外化。

然而，“下高”的风险也极高，若落地时控制失当，跟腱断裂等重伤时有发生。李梅的徒弟李迎觉得，观众看戏，看的就是这份以血肉之躯锤炼出的功夫。倘若这些技巧全被科技特效替代，戏曲赖以生存的舞台底蕴，恐怕也将随之消逝。

这一行的伤痛不可避免，骨折、扭伤都是常事。“训练是苦的，但当你塑造好人物、站在台上的那一刻，那种巨大的愉悦，是无法替代的。”在李梅的同学赵丹红看来，戏曲演员只有经过痛苦的训练，才能酣畅淋漓地展示角色的个性、心境。

名角儿是在苦涩中磨出的花

秦腔的舞台魅力，也让它在西北人民心中扎下牢固的根。91岁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退休教师王志直记得，改革开放后，老戏重唱，剧场里经常是爆满的。

当时研究院的任哲中是西安城里秦腔名角儿之一，人称“活周仁”。每次他演《周仁回府》，原本只能坐五六百人的剧场，硬是塞进1000多人，过道坐满了人，门口还挤着一堆人探着头往里看。

任哲中一登场，剧场外那条十来米宽的马路准被堵得水泄不通——自行车、人流、小摊全挤在一起。有一次演出，门外观众太多，任哲中进不去，最后竟被大家抬起来、举过头顶，一路传进了剧场。

研究院里另一个角儿，是有“秦腔百灵鸟”之称的马友仙。每次她下乡演出，土坡上都能坐上万人。村里架起大喇叭，戏文伴着“刺啦刺啦”的杂音，但老百姓谁也不肯走。

这种对秦腔炽热的感情，在1980年的招生中更是可见一斑。那年西安市文艺路这片区域4个省级单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陕西省艺校、陕西省杂技团、陕西省歌舞剧院同时招生。

研究院计划招收100人，却有上万名孩子报名。家长们领着孩子，把院子挤得水泄不通。当时11岁的李梅，有个“一肚子戏”的奶奶和一个差点学了秦腔的父亲。父亲平时骑自行车载着李梅时都喜欢哼秦腔，他想在女儿身上实现自己未竟的梦想。

考试很严格，老师会测量每个孩子胳膊和腿的长度。李梅有点龅牙，主考老师说：“这娃牙齿长得不好，拿钉锤敲了。”听了这话，李梅眼泪当场就出来了。等她走后，主考老师才说：“这孩子反应机敏，感情充沛。”

那时的她对秦腔一无所知，只以为是唱歌跳舞。家中经济情况不好，姐弟四人，李梅是长女，去了研究院包吃包住，每个月能把2元的工资带给家里。

刚入训练班，孩子们的日子并不好过——腿功、把子功、毯子功，对柔韧性、耐力要求很高。李梅和同学们把练功场称为“屠宰场”。那里窗户都很高，外面的父母只能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

戏曲里“跑圆场”是基本功，要练得像在水上漂一样，让观众注意不到演员腿脚的跑动。赵丹红记得，下雪天，他们手上拿刀枪或马鞭，腿上绑着沙袋，男生跑里圈，女生跑外圈。谁的腿“掉链子”，老师“啪”的一棍就抽上去。一到冬天，手上长冻疮是常事。

到了夏天，头上戴好网子、提眉带、勒水纱，跑上几个来回人就容易中暑。演出的戏服几乎不洗，只喷一点酒精保护，演员要在里面穿上吸汗的“水衣”，一场武戏下来，汗能顺着“水衣”流下来。

1984年，王志直将《杨七娘》改编重排，打算让它成为训练班学生们登台的第一出大戏。李梅被选中饰演主角杨七娘。

杨七娘的武戏繁重，老师让她扎着大靠，找七八个男生轮流陪她跑圆场，男生一慢下来就换人，继续“车轮战”。因高强度训练，李梅突发急性肾炎，只休息了几天又投入到排练中。

院外的世界，终究没有辜负孩子们吃的苦。1985年，七八十个学生在五一剧院上演《杨七娘》。一群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初次亮相，便打出了名声。

过道里坐了人，台口上也趴了一些比舞台高不了多少的孩子。这出戏在剧场连演42场，又被邀请下乡演出，前前后后演了60场。有老人说，多少年没见这么齐整的年轻人了。

后来这场戏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三赴欧洲，在芬兰、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等国巡演。他们第一次把秦腔带入了欧洲。

秦腔的“岔路口”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锣鼓声还未散尽，一股浪潮席卷艺术界。电影、电视、歌舞一股脑涌入：邓丽君带着港台音乐唱遍大街小巷，迪斯科舞厅成了最时髦的去处，还有那原本在戏院门口卖票的黄牛，也一窝蜂地跑到电影院外。

训练班里，这群年轻的戏曲演员开始迷茫：到底应该追求什么？

赵丹红是梨园子弟，父亲在易俗社工作。有一次从研究院回家，大院里的老同学问起他在做什么，他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唱戏的，只含糊地答“搞灯光的”。“当时觉得唱戏土，歌舞才洋气。”

训练班要求男生脸庞两侧不能有鬓角，后脑的头发要剃成坡茬。但那段时间，赵丹红和宿舍里其他男生偷偷留长发、烫爆炸头，想模仿明星的范儿。老师查寝前，他们提前把头发用勒头布勒上去。但还是被老师发现了，揪着头发，一剪刀剪了下去。

1990年，省戏曲研究院被邀请前往香港参加地方戏展演，李梅一届的青年演员们也一同前往表演。那个时代的香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繁华的城市让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目瞪口呆。

回来之后，李梅的同学官小良待不住了。经一位老师介绍，他坐飞机跑到广州的歌厅里当歌手。当时在陕西做戏曲演员，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多元，而广州包吃包住一个月拿1800元。

李梅也曾动摇过。一家著名歌舞团邀请她去唱歌，辞职报告都递上去了，省戏曲研究院的原副院长赵季平对她说：“娃呀，不要离开这，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后来很多次回忆起来那一幕，李梅都很庆幸，当时有人拉了她一把。

那段日子里，不断有人劝她下海经商，还有人以丰厚的酬金请她私下演出。有一次回绝不掉，她走到半路还是回到了研究院。

在人生的岔路口里，她选择了坐“冷板凳”。她把所有心思都沉进了练功房，日复一日地跑圆场、磨唱腔。

那时松香贵、磨粉工艺复杂，为了练成秦腔的八大绝活之一“吹火”，她摆一排蜡烛练气息的爆发力，再用玉米粉、面粉代替。

在李慧娘与裴瑞卿的爱情悲剧里，最动人的便是《鬼怨》《杀生》两折，前者出彩在“慢卧鱼”，后者则以“吹火”为重头。“吹火”的奥秘藏在演员口中的“包子”里，那是用透气宣纸包裹的松香粉，演员用力将粉末吹出，遇火焰便会爆燃。

口水控制不当，宣纸浸透，松香溢出，糊在口腔上，只能猛灌水咽下那股苦味；转天因为吞了太多松香，嗓子哑了是常有的事。最难的是把控风向，李梅曾有一次在乡下吹火，风将火苗拍到脸上，眉毛、眼睫毛瞬间被碳化，卷曲在一起。

在苦练基本功的同时，她一直记得霍慧君教的方法：要揣摩人物的心理。

《杀生》一折为什么要吹火？当时李慧娘从贾似道的冷房里救出了被关的裴瑞卿，一人一鬼在夜色中逃亡，却在贾府花园与派来的杀手廖寅狭路相逢。李慧娘想吹灭廖寅手中的火把，掩护裴瑞卿逃跑。

舞台上，李慧娘一直挡在裴瑞卿与廖寅中间，在不同的位置想吹灭火把。廖寅看不到李慧娘，只看到火把里的火忽大忽小，如同鬼火一般跳动，最终被吓得晕厥倒地。

在40多年的练习后，李梅还创造了“翻身火”——是《主角》中苟存忠吹出的最后一口长火。松香粉不断从口中吐出，化作一条火蛇。演员翻身下腰，火焰腾空直上，在杀手与裴瑞卿之间筑成一道灼热的墙。

“唱戏的过程，就是学戏、演戏、演人，最终要用自己的生命，演成故事里的那个人。”李梅说。

“戏是演给苍天看的”

唱戏的人，随着年岁增长，才会明白：练功的苦永远抵不过心里的苦。

有一年，省戏曲研究院原副院长李瑞芳演《梁秋燕》时，父亲去世了。票已经卖出，她不得不上台。她有个习惯，演戏前必须吃烧鸡润喉。那天，她在后台流着眼泪把鸡吃完，照样上台。

李梅也有过类似的经历。2005年，李梅的父亲病危，在医院抢救。或许是心灵感应，那天她在排练现代戏《迟开的玫瑰》时，因发烧晕倒在场上。她拔掉吊针去送父亲最后一程，转天的演出，没有耽搁。

演了1338次李慧娘，李梅依然觉得自己没有达到完美。少年时扮相灵动轻盈，但心是空的；现在心里都是戏，但身体状态日渐衰退。状态最差的一次，是2019年去浙江金华演出。开演前五分钟，她在后台吐了。搭档王航在幕布后看得揪心，可一上台，李梅的状态与平时排练一模一样。

“戏是演给苍天看的。何为苍天？天道就是人心。你只有对天一样的敬畏，才会觉得戏比天大。”李梅说。

唱戏多年后，李梅才慢慢领悟：戏曲是传道。过去很多朝代里，农村百姓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但他们依旧知晓前朝后代，懂得礼义廉耻。

他们因《白蛇传》里忠贞的爱情而落泪，从《周仁回府》中明白朋友要讲义气，在《金沙滩》里看到精忠报国。无数公理与道义，依附在戏文故事里，传送到了最广阔的大地上。戏曲为什么千百年来长盛不衰？因为它传承着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

时代的浪潮并没有冲刷掉秦腔的根基。千禧年初，赵丹红曾在西安的城门洞底下，见过一个蹬三轮的老汉。老汉卷着裤腿，戴个草帽，一边骑车一边吼着秦腔《三滴血》里的经典唱段，“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姐弟姻缘生了变，堂上滴血蒙屈冤……”

那嘶哑的声音，荒腔走板的调子，一下子击中了赵丹红。音准与否并不重要——他听见的是宣泄，是放肆的呐喊。那一刻赵丹红忽然明白：秦腔，就是西北老百姓享受和感受生活的最高形式。

他也回答了自己年少时的疑问：潮流不一定能流传很久，但秦腔永远不会过时。

官小良也在广州闯荡了一年后，选择了回到研究院，他更喜欢这里淳朴的氛围。

他记得那些老百姓的眼神。下乡演出时，夏天近40℃的户外，农村的老人们戴着“石头镜”，手里拿扇子挡光，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看完一场，在附近摊位吃碗凉皮、吃个馍，来个醪糟，再回来等下一场。

有人为了占个好位置，提前一天晚上睡在房檐底下，第二天早早起来占座。“我有时候想，要是我爸妈，我能心疼死。但老百姓就是这样爱秦腔。”

有一次研究院的“小梅花秦腔团”在陕北黑龙潭的庙会演出，戏开演不久就下起了暴雨。台下的观众很快走得没剩几人，但有个老汉始终坐在中间，打一把摆摊的大伞。他怕喊“好”的声音演员们听不到，就自己做了个牌子，上面写了个“好”字，演得好他就往前一举。

“看着他们，你在台上能不好好演吗？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对得起这些老百姓，不然良心都不会安宁。”官小良说。

研究院的“小梅花秦腔团”也逐渐赢得了观众的认可。起初下乡惠民演出时，总有人说他们是娃娃兵，“嫩得很。”后来演得多了，李梅的徒弟李迎常在后台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有几位七十多岁的老戏迷追着演出走，从榆林追到宝鸡。

也有一些年轻人迷上了秦腔。一个胖胖的男孩，背着一个画着戏曲脸谱的帆布包，李迎在西安、宝鸡、上海都见过他；还有一个女孩，成了省戏曲研究院的“网络报幕员”，每次看演出都买最贵的票，把演出的视频片段录下来，发到短视频平台上宣传。

《主角》的播出，唱戏的每个人都能在忆秦娥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动之余，李梅也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广州、深圳、上海、苏州等南方多地发来商演邀约。

秦腔，这苍凉而炽热的腔调，又一次在西北之外，找到了回响。

1986年，17岁的李梅饰演《鬼怨》中的李慧娘。

《主角》拍摄过程中，李梅给刘浩存辅导秦腔的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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