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养宠物的方式，亲密中带着控制

宠物美容不仅能美化宠物，也是与它们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 #生活乐趣# #日常生活乐趣# #宠物陪伴的乐趣# #宠物生活方式#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接连不断的解放思潮，一批西方学者踊跃跳出传统的“人类中心”视野，跨种际地对与人类长期密切相处的动物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步入新世纪，在“动物转向”浪潮的推动下[1]，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基于此，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动物研究中心专门列出“动物研究参考书目”，将所见的研究成果分为14个主题，包括作为象征符号的动物、哲学和伦理主题中的动物、历史中的动物、作为食物的动物，以及宗教、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动物等。其中，作为伴侣的动物这一类别将目光投向当代社会中与人类高度亲密的宠物群体。

美国密歇根州大学动物研究中心网页截图

如何定义“宠物”这一概念？学界对此并未达成明确共识。相反，基于情感和认知的差异，在不同学者笔下，“宠物”的概念也存在明显差别。基思·托马斯在其专著《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中提出，宠物应当具有同样处于“人类-动物”关系中的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三个特征，即被允许进入房间、拥有一个单独的名字以及不会被食用。

人类与自然世界，基思·托马斯  

译林出版社 2009

凯瑟琳·吉特则以具体情境来界定这一概念：“如果狗陪伴主人散步，被允许在家中自由走动，或者被允许与孩子们一起玩耍，那么它就是宠物，而不是工人。”

在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的眼中，宠物的内涵则更加新奇，他将宠物定义为支配与感情共同造就的产物。在他看来，“感情会缓和支配，使支配变得柔软并易于接受”。所以大众往往难以察觉主人驯养宠物的本质是在行使支配权：宠物主通过对它们的形态和习惯加以改造来满足自身“奇特的幽默感和愉悦感”。

同时，段义孚将宠物的物种范畴大幅拓宽——从花园、盆景到动物，乃至18世纪贵妇圈养的黑人男孩，凡是归于统治和爱恋的混合，都能纳入宠物的范畴。

制造宠物，段义孚

光启书局 2022

在诸多差异化的说法中可达成的共识是，带来经济、物质上的帮助不再是宠物的核心功能，比如对狗看家、猫捕鼠的要求不再居于主要地位。作为宠物，它们打破了过去在人和动物之间主流的“占有-服从”式关系，转为更多提供情感支持，成为“孤独者的陪伴、疲惫者的安慰、无儿无女者的补偿”。

为什么学者对于研究宠物这么感兴趣？查尔斯·菲尼亚斯在其1974年的文章《家庭宠物与城市异化》中做出了回答：对宠物历史的热情可以归于历史学者对“流行的新玩具”的需要。

2002年，埃丽卡·福吉在回溯过去30年的动物研究发展进程时，带有批判意味地引用了菲尼亚斯的观点，指出这一研究并非仅仅是历史学者为了追求时尚去开辟新地，而具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她将具有代表性的动物史学作品归为三类，并根据视角差异分别命名为智识史、人文史和整体史。

在福吉看来，动物不仅可以成为知识文本的载体，还能投射出人类对自身社会的政治文化的理解，并推动人类对其他物种以及不同种群之间的认知。其中，宠物作为承载着人类情感寄托的特殊对象，更集中地出现在后两个分支的范围内。

宠物在人类家庭和现代社会中的地位益发重要。相应地，关于宠物的讨论和文本也在持续增加，核心议题之一为宠物如何进入人类生活。约翰·伯格的代表作《为何观看动物》是动物研究的理论经典，他指出了欧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真实的动物”的消失和动物演变成隐喻的现象。

他特别提到家庭宠物，并将饲养宠物视作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发明。小家庭式的生活单位缺乏空间、土壤、四季变化以及其他动物、天然气温等。宠物要么被结扎，要么得不到交配的机会，缺乏运动，吃人造食物，这也导致宠物和其主人日趋相像，因为它们是主人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在伯格笔下，宠物完全受主人的支配和影响，是现代生活的发明。

Why Look at Animals? John Berger

Penguin 2009

与此观点相似，段义孚指出宠物的习性需要匹配当代社会的节奏。在西方世界，狗被视为最佳宠物——“静止不动的能力对于猎狗是必要的，对于一个繁忙、日程安排紧凑的现代家庭，显然也是极大的便利”。

哈里特·瑞特沃则从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的历史浪潮出发，将城市中产阶级养宠物的行为视为人类不断疏远原始自然后的一种补充。当农业文明逐渐衰退，农场和牲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快速消失，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宠物猫、狗替代了象征农业社会的牛、羊等牲畜。

对于狗为什么能够成为宠物界的主流选择，瑞特沃着重分析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内在欲望。她认为，狗是最具可塑性的驯养动物，而主人通过选择宠物狗的交配对象及进行品种操纵，收获了施加个人干预的掌控权和创造新生物的自豪感。

不仅如此，宠物还被进一步用作彰显身份阶级的文化符号。吉特的《深闺之兽：19世纪巴黎的宠物饲养》一书以宠物为专门对象，针对猫、狗代表的宠物文化以及宠物的资产阶级化问题进行描绘：“当资产阶级人民谈论他们的宠物时，就像他们懒洋洋地谈论的那样，他们也在尖锐地谈论他们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

阿德里安·富兰克林的《动物与现代文化》则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进行动物批评分析，探讨了20世纪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巨大转变，其中，第五章“宠物与现代文化”阐明了人类如何根据主要需求和利益，推动养犬行为中的等级制度逐步成型。

托马斯则在《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的第三章“人与动物”中，以大量诗歌、小说和绘画作品为生动史料，描绘了宫廷、农场和家庭中的动物被人类驯服的历史进程。他还指出，相较其他家养动物，作为人类同伴的宠物被赋予了更多的特权，例如，比仆人吃得更好、成为家庭合影和绘画的固定角色，以及在死后得到主人为其撰写的纪念性墓志铭或挽歌。

较之国际学界，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动物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将宠物作为专门对象的研究目前仍相对少见。纪昌兰的《试论宋代社会的宠物现象》和佘燕文的《清代宠物饲养及其社会生活意义研究》分别叙述了两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宠物文化。

宋代已经出现畜养小型宠物的现象，宋人欣赏、把玩宠物，并以其寄托自身对高雅情趣的诉求；到了清朝，皇室和民间饲养并行，还出台了相应的宠物管理法规。这也和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宠物存在的观点一致，即“虽然现代普通话中‘宠物’一词可能只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词典中，但在此之前动物的陪伴和照顾并非鲜为人知”。

《知音犬》刊于《点石斋画报》（1884—1898）贞集·十期

此外，人类学学者周雨霏从探究藏獒经济中的人狗伦理关系的田野调查中获得启发，在其论文《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研究的方法与中国经验》中聚焦跨物种的伦理问题，提出当下仍需继续思考商品化浪潮中宠物的符号价值以及由此造成的伦理困扰。

回过头看，正如瑞特沃指出的那样，“尽管动物研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中变得更加流行和受人尊敬，但它远远不是任何学科的公认核心。动物研究在大多数学科中仍然处于边缘位置，而且它经常处于学科之间的边界”。其中，宠物研究则显得更为非主流，尤其是在中文学界，以宠物为核心的专门研究仍屈指可数。伴随着国内学界不断出现呼吁加入“动物转向”研究潮流的声音，相信不久后，宠物研究领域也将涌现更多的中文成果。

当宠物在当下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毫无疑问，它们也不应只被视为现代生活的附属品、被凝视的景观或是无法发声的他者。我们应当给予这个特殊群体充分的主体尊重，并以此为动力，探索更为平等、和谐的跨种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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