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只有抓住亲密关系的纽带，婚姻才会幸福美满

发布时间：2025-08-02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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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万箭穿心》改编自武汉作家方方同名小说，其中呈现的一个现代家庭的悲剧故事，无疑集中了几乎所有家庭都会遇到的几个核心问题：夫妻相处，婆媳关系，子女教育等，以紧凑的叙事和严密的逻辑一步步将观众带入一个悲剧的终点，看似狗血的剧情，实则有着丰富的家庭秩序的思考。

本文将尝试从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角度分析影片中一个个接踵而来的悲剧，说明在家庭生活中权力游戏与道德资本的重要地位，并援引现实案例加以佐证。

权力游戏与道德资本的概念源自北大哲学系教授吴飞于09年出版的《浮生取义》一书，作者通过18个月的田野调查搜集两百余一线案例，从文化角度对上世纪末华北某县普遍的自杀现象进行解读，而其中对家庭秩序的思考也颇有价值。该书对因家庭矛盾而自杀的一个重要结论在于，其自杀的家庭成员往往很看重其人格价值的伸张，而这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中反而更加难以实现，并为其所累，最终以抗争或绝望的姿态离开世界。

《万箭穿心》中马学武跳江便是带着对人格破灭的绝望而选择终结生命，而这一切的缘起则在于家庭秩序中被打破的权力游戏与道德资本的平衡。

所谓权力游戏脱胎于在家庭改革中父权制度的瓦解，中国家庭制度的变迁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关系的主轴已经由父子的纵向关系变成了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前者代表一种森严等级制度下强制性的礼教，其中父权权威对维护家庭秩序起绝对作用。

而到了横向关系中，中国人的遗传文化列表中家庭文化仍以秩序为重，而父权的瓦解使家庭内部的政治游戏更加微妙、复杂和不可预期，从而在新构建的的亲密关系中产生微妙的权力的游戏以建构秩序，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既可使家庭和睦兴隆，也可将其推向深渊而毫无察觉。

在这场游戏中，作为长辈的家庭成员藉家庭伦常其实有着先天的权力优势，也即权力资本。就李宝莉教育孩子学习的习惯，一种以家长的权威去命令，本身就是对权力资本的滥用，而且其对孩子的关心上也是脱离了亲密关系这一主线，仅仅是死盯作业，孩子和她的关系起初就不如爸爸。俗话讲，父母不慈，儿女不孝，其中的道理也有几分。

而道德资本，则是家庭成员在这场权力游戏中依靠后天努力争夺的筹码。影片中城市出身的李宝莉对其丈夫而言就带有天然的道德资本，从其与闺蜜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李宝莉对这一道德资本相当荣耀（我选他个乡下人，是他的福气），加之性格泼辣，婚后则一直以强者的姿态与其丈夫相处。其中，丈夫马学武因工作原因所分到的房子则是他的道德资本，本以为可以藉此把老娘接来住，却遭到妻子强烈反对。显然，丈夫的道德资本不足以与妻子对抗，妻子在家庭事务中更有权力。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男人的尊严成为牺牲品。

从影片第一个镜头（瞎摸什么啊，睡觉，别闹），就暗示着男人的尊严在妻子面前毫无力量，并在搬家片段进一步揭示。可以看到，整个搬家过程无论是打包、和工人交涉、坐卡车引路等一直都是妻子在主导，这其实就是一种道德资本的积累，谁为家庭出力多，谁就更有发言权。而对于丈夫马学武，他的性格反而使其主动放弃了这一途径，此外，拥有征服女人的性能力也是一种积累道德资本的方式，但也以失败告终。而在新家给工人发烟的片段，男人的尊严则在外人面前彻底丧尽，工人临走时的话更是使其尊严受沉重一击（我们虽然卖力气、干粗活，但家里老婆也都贤惠，看得出来你在外头大小也是干部，你被这样一个女人管一辈子也挺可怜的）。

对一个在家庭生活中处处丢失自尊的男人，这又何尝不是万箭穿心（一家人了，你还总是乡下人乡下人，挂在嘴里头，伤人啊）。李宝莉的错误在于，其忘记了家庭政治游戏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的亲密关系，反而在这场游戏中舍本逐末，一味地追求压制，过于看重道德资本的积累。如果无法促进亲密关系，再多的胜利也没有意义。

在《浮生取义》中有这样两个案例，是为典型。

一位女子，为家庭尽心尽力，与丈夫和其他亲人关系均可，也似乎得到了尊重。但是，当她发现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时，她自杀了。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攒了足够的道德资本，但却发现生活不能如她所愿。不管她的道德资本多丰厚，都不能阻止儿子打电子游戏，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自杀，是攒道德资本的终极方式。通过将自己放在似乎是绝对受害者的位置上，将对方放在似乎是加害者的位置上，死者的道德资本进一步增加，似乎可以在自己死后迫使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

一位父亲，他和儿子住在一个院子里，他房间的梁块断了，需要维修。他做不了这事，需要儿子帮助。但是，他不给儿子讲，而是请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来他屋里看。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借这个老师的口告诉他儿子，要他儿子过来维修。这位老师这样做了，但儿子说爱修不修，没管这事，结果父亲自杀了。对此，吴飞借这位老师的口分析说，儿子并不是不修，其实，如果父亲主动给儿子讲，儿子会修，但父亲通过一个尊者给儿子施加压力的方式来迫使儿子来修，儿子自然不愿意。

那么，父亲为什么不向儿子开口呢？吴飞说，如果开口，就意味着父亲在求儿子，而求，则好像需要损害父亲的道德资本，假若不用求儿子就主动来修，那么这个道德资本就没有损耗，父亲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是有面子的。

回到影片，男人在一处丢了自尊，必然要在另一处找回来方能平衡，马学武既已对妻子失去感情，以致提出离婚，实则内心已无婚姻底线的概念，那么心生外遇也就有了逻辑基础。而马学武在面对情人周芬时，马学武因其工厂主任的身份便站在道德资本的上风，男人的尊严自然得到滋润，而这也是其选择周芬的心理动力。

《围城》中方鸿渐讲他要养狗，也是这个道理（我要是养条狗，起码，还有个它给我摇摇尾巴，说明世界上还有个生命比我低下，讨我的好），而方鸿渐和妻子孙柔嘉及其姑妈之间也存在着道德资本的博弈，并最终使婚姻走向悲剧。

实际上，李宝莉面对丈夫出轨所采取的挽回丈夫心意的手段，仍然是一种道德资本的积累，并且以牺牲丈夫的自尊和前途为代价。马学武由于偷情被抓，自然在妻子面前就丢失了作为丈夫应当忠诚的道德基础，于是在道德资本为负分的马学武面前，李宝莉不仅使丈夫对自己言听计从，其道德资本也又加高了一层。

然而，再高的道德资本也终究随着丈夫的死而归零，面对婆婆和儿子时李宝莉需要积攒新的道德资本，换言之，马学武用死为老娘和儿子在李宝莉面前攒下了最高的道德资本。于是，这一次道德资本的失衡砸向李宝莉，使其在家中的地位发生反转，并且丧失了和婆婆及儿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则是李宝莉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直想要换取的东西。

道德资本的失衡对于马学武而言，是自尊的压抑，而对妻子李宝莉，则是被丈夫和儿子深深孤立，这种孤立一直延续到丈夫自杀和儿子成人。李宝莉在家中受到孤立体现在各个细节，影片中于李宝莉而言便有很多穿心时刻，比如儿子不让妈妈进门，丈夫有外遇，遗书只字不提自己，高考不让在家打扰，儿子和自己断绝关系等等。换言之，丈夫的外遇和儿子的叛逆即是其被孤立后的自然逻辑发生。

所谓万箭穿心，既指向马学武，更指向李宝莉；所谓阴盛阳衰，阴过剩阳就衰，其背后无非是道德资本的盛衰。

道德资本此消彼长的背后，呈现出来的则是家庭成员间的话语权，一个正常的道德资本的平衡，应当是二者恰可以分庭抗礼，并无孰强孰弱，否则即使勉强维持这种秩序，也会对家庭成员造成心理障碍。在著名心理学家武志红的《巨婴国》一书中，也提到吴飞教授家庭政治的说法，并犀利地将其概括为一个目的：为了在家庭这个亲密关系大集合体中获得一种资格——“我说了算”，即如果我有权力，就直接命令你们听我的；如果没有，就攒道德资本，通过让你内疚的方式听我的；如果还做不到就死给你们看，用自杀的方式让你们听我的。

但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读，或者说是借这一概念夹带私货，在吴飞教授看来，一个良好的家庭政治其实就是在亲密关系规则下的一场权力的游戏，其最终目的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既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也因而感受到应该享受的亲密关系”，而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夺权。

但武志红老师对道德资本这一概念的延伸——苦情文化，恰恰可以解释影片中李宝莉对儿子的失望（我生你养你，大半辈子都是为你活得，你有没有良心），“他们很付出，不为自己花钱，但他们要换取一种东西——道德资本。

我有了道德资本，你要回报我一些东西，例如亲近，例如认可，至少是请不要攻击我，最糟糕的，是你要听我的话”，而在这我们认为，李宝莉想通过十年积攒下来的道德资本换回与儿子的亲密关系，但摆在儿子面前的却是“妈妈的举报电话将爸爸害死”的更高的不原谅妈妈的道德资本，由此，李宝莉面对的仍是十年前那个马学武用死换来的更高的道德资本。

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家庭文化的“养儿防老”观念具有交易的性质，即父母在前半生对儿女“投资”以期在后半生获得养老回报。

然而，这种对情感的消解并不能掩盖住真正伟大的母爱，李宝莉在桥头遇到一群年轻人后，想通决定离开儿子，让他快乐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的更高的道德资本（我的孩子好像从来没像别的孩子那样，疯啊笑啊玩啊，好像心里压了个事似的，不像个孩子，要是我走以后，他能像别的孩子那样高兴那样玩，叫我干什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