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贤｜钱锺书是英译《东坡赋》的幕后功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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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3月9日登载了艾朗诺和我的后，承蒙陆灏和高山杉把他们多年前的旧文托编辑传来，让我们重新思考钱锺书和英译《东坡赋》作者的关系，进而重估他对该作内容的贡献。

事缘朗诺为编译一部四册的中英对照《苏轼选集》，重温勒格罗·克拉克（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于1935年出版的英译《东坡赋》。澳门大学去年举办“镜海人文论坛”，朗诺应张健教授之邀讲苏东坡，便介绍该书，感叹这位业余汉学家，中文仅学了十年便有那么惊人的成绩，赢得为之作序的钱锺书的赞赏。我当时在台下，印象最深的倒是屏幕上他妻子绘的精美木刻插图。之后去网上查询她的资讯，发现她是位相当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本名是埃维茹莉（Averil Salmond Mackenzie-Grieve），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就藏有她六本著作，还有数部她参与撰写或绘制插图的书。读了她晚年的回忆，我推断她丈夫的学术成就，很大程度归功于向他热烈介绍中国文物的艾锷风（Gustav Ecke），及替他搭建许多学术桥梁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他在《东坡选集》和《东坡赋》两书前言中都感谢这两位朋友，另感谢在沙捞越华人事务处任职的Yang Peng-hsiu。此人必定很有旧学根底，办公之余替他找资料及修改译文。《东坡赋》前言虽然说钱锺书除作序外还仔细把稿件看了一遍，提出许多建议，朗诺和我以为钱锺书当时在上海，作者远在沙捞越，估计两人未曾谋面，在那通讯不便的时代，钱锺书大概只指出某些误译。维茹莉书里谈及他们夫妇许多友人，并没提及钱锺书。

李高洁（勒格罗·克拉克）与妻子埃维茹莉

看了陆灏的旧作《方重先生的一本旧藏》，我们才知道勒格罗·克拉克中文名叫李高洁。陆灏九十年代曾买到李高洁的《东坡选集》，熟读钱先生著作的他记起《谈艺录》里提到过这位外国人：“李高洁君（C. D. Le Gros Clark）英译东坡赋成书，余为弁言，即谓诗分唐宋，与席勒之诗分古今，此物此志。”继而发现钱先生有篇书评谈论李氏的译作，批评他翻译犯了些可笑的错误，便直接致信钱先生问及李氏。钱先生回信说他和李氏相识是一位德国教授介绍的，并说“其夫人才貌双全，我们在英时，他们回国述职，特请我们在牛津大饭店晚饭。其弟为牛津生理学教授，亦请我们吃饭。以后又通过几次信。我们到法国后遂失去联系，想其夫妇皆已逝世”。杨绛后来在《我们仨》说：“锺书在牛津上学期间，只穿过一次礼服。因为要到圣乔治大饭店赴宴。主人是C. D. Le Gros Clark。他一九三五年曾出版《苏东坡赋》一小册，请锺书写了序文。他得知锺书在牛津，特偕夫人从巴黎赶到牛津来相会，请我们夫妇吃晚饭。”

高山杉读《东写西读》见陆灏提到钱锺书和李高洁，发表《关于李高洁的几件事》指出那德国教授应是艾锷风，艾锷风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兼授德语，教过钱锺书和季羡林，而李氏被日军杀害，艾锷风有文章纪念他。高山杉又查出李氏那位弟弟曾在沙捞越当军医，因证明所谓“皮尔当人”化石是伪造的而成名。

青年钱锺书

事情必然是这样发展的：李氏1931年出版《东坡选集》，前言宣称次年便有一本包括汉字的东坡赋专著面世，他的朋友艾锷风在《清华周刊》上看到钱锺书发表的书评，鼓励李氏请他这位中英文皆佳才气横溢的学生审稿并作序。正如朗诺和我推断，《东坡赋》出版前两人未曾谋面。然而陆灏提供的资料显示，他们的关系并不似作者及被邀作序人间的泛泛之交，倒有点像知音。《东坡赋》出版后两人仍频频通信。李氏听说钱先生在牛津，特地和妻子从巴黎赶去和钱先生相会，而钱先生则郑重地穿上礼服与杨绛一同赴宴。说不定李氏还托他那在牛津教学的弟弟关照这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于是他弟弟又请钱夫妇餐聚。

试问：《东坡赋》四年后才迟迟出炉，是否因钱锺书审稿时特别投入，提出的意见特别多，导致稿件一再被修改？也许正因成书过程中，两人有相当激昂的对话，最终李氏被钱锺书的学问和辩才折服，而李氏治学严谨的态度也赢得钱锺书的尊敬，双方才那么珍惜这段交情。我对朗诺说，这臆想若可成立，那么我们便严重低估了钱锺书对此书内容的影响。他提议我把两书所共有的赋并排比较，因李氏1931年出版的《东坡选集》收了苏轼十一篇赋，1935年出版的《东坡赋》则把苏轼现存的二十三篇赋全收入了。

1931年在伦敦出版的英译《东坡选集》扉页

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英译《东坡赋》，图为1964年纽约重印本扉页。

首先，我发现1935年版和1931年版的译文变动不多，但几篇赋的注释数量大幅增加了。1931年的《赤壁赋》有十二条注释，1935年添至二十二条；《后赤壁赋》1931年有八条注释，1935年也有八条；《昆阳城赋》前者有六条注释，后者也有六条；《后杞菊赋并叙》前者有十条注释，后者有十二条；《秋阳赋》前者有十三条注释，后者有十七条；《黠鼠赋》前者有六条注释，后者有九条；《服胡麻赋并叙》前者有十条注释，后者有十五条；《滟滪堆赋并叙》前者有两条注释，后者有四条；《屈原庙赋》前者有十三条注释，后者只有十二条；《中山松醪赋》前者有十五条注释，后者有十八条；《飓风赋》前者有十条注释，后者有十七条。

把1931年版《赤壁赋》和1935年版相比：后者“苏子”已不再被误译成“苏的儿子”。“诵明月之诗”中“明月”用斜体，标示是专有名词，而加了注释说是指《诗经·月出》那一首，与下一句“歌窈窕之章”相呼应。“望美人兮天一方”中的“美人”本来译为illustrious man，依传统观点假定《离骚》里的美人暗指英明的君主，现直译为beautiful maiden。“客有吹洞箫者”中的“客”本来译为my guest，现翻译为 one of my guests，加了一条很长的注释，说苏轼当晚有两位客人，据蒋澜《续诗人玉屑》卷五，此吹箫人是杨世昌，并引《施注苏诗》作佐证；“洞箫”这乐器本来已引了《文选》中的描述，现又鼓励读者参看法国人路易·拉鲁瓦（Louis Laloy）关于中国音乐的著作。“郁乎苍苍”引了阿尔弗雷德·福克（A. Forke）解释古人对天空颜色的理解。“周郎”添了条注释谈他和曹操的关系。“横槊赋诗”本来译为with his lance lying across the saddle，现为更忠于原文译为with lance in hand。“鱼虾”本来误译为crayfish（小龙虾），现译为the fish and the prawn。“蜉蝣”的朝生暮死本来证引一首据说是曹操所作的诗以及《文选》收入的郭璞诗，现指其最早出处为《大戴礼记》。“沧海之一粟”添了很长的注释，除征引宋玉《小言赋》外，指出苏轼后来被流放到海南后有文感叹“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苏长公密语卷十六志林》），又引述《关尹子》谓苏轼受佛道思想影响很大。最后添了两条注释：第二十一条注“取之无禁”，引述《列子·天瑞篇》“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第二十二条注释指出苏轼曾抄录此赋送给好友钦之，却要求钦之不要出示外人。《初拓三希堂原本》收入了这段《东坡全集》所遗漏的文字，此拓本所附的题跋中有董其昌说此赋足以媲美《离骚》，以及文徵明对苏轼书法的赞赏；并说李二何认为此赋中的曹操映射王安石。此外，有数个地名也加了注释。

1935年《赤壁赋》版增添的注释所征引的著作许多相当冷僻，非酷爱诗词、饱读群书并博学强记如钱锺书者不会注意到。如此看来，钱锺书审稿确实非常投入，而李氏除把译文修正外，还把他提供的大量资料融入书中。

钱锺书在《东坡赋》序中说：“李高洁先生选择翻译苏东坡的赋作，表明他对中国文学有深刻的认识。他的译文体现学者应有的严谨，以及一位真正爱苏东坡的人才会有的同情想象力。他的注释特别有用，比郎晔更详尽更渊博，即使是能读东坡赋原文的中国读者看了也会受益。”（xxii页）钱锺书不愿掠人之美，作序更不好意思说该书的内容之所以那么充实完备，他自己立了相当大的功劳，却忍不住夸耀一下。1935年出版的英译《东坡赋》或许也应算是钱锺书的学术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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