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妮娅·波齐：在言语中，超越生死而永恒如山 | 诗集首次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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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妮娅· 波齐是意大利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她短暂的生命盛放出诗歌的花朵，在去世后，经过生前友人的整理，她所写的诗才得以结集出版，受到蒙塔莱、T.S.艾略特等知名诗人的好评。

译者梵子从意大利安柯拉出版社2015年版和蒙达多利出版社2021年版的波齐诗歌全集中精选出162首诗，汇集成《轻盈的奉献》，这是安东妮娅·波齐的诗歌第一次以单行本引进出版。

《轻盈的奉献》 作者：[意] 安东妮娅·波齐 译者：梵子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有一段惊鸿一瞥的情节：埃里奥去与玛奇娅见面时，将一本柠檬黄封皮的书送给了她。这本书，就是意大利诗人安东妮娅·波齐的诗集《言语》（Parole）。

而接下来，玛奇娅说的话除了指向埃里奥的生活，也隐隐地与这位诗人的命运相呼应：“……我觉得喜欢读书的人，都有点神秘，会隐藏真实的自己。”今天我们在相片中看到的波齐，鬈发优雅地梳向耳边，眉眼总是弯成浅浅的弧形，脸上绽放着柔和的笑容，甜美如同她乍看之下如花似锦、畅通无阻的人生——1912年2月13日出生于米兰的上流社会家庭，父亲是大律师，也是意大利伦巴第小城帕斯图罗的市长，母亲是来自帕维亚古老贵族家庭的女伯爵；从小接受精英教育，学习外语、绘画、钢琴、马术、登山，在丰富的旅游经历与智识生活中完成了学业。但这看似完美的表象断裂于1938年12月3日：12月2日，波齐在米兰郊区被发现昏迷不醒，在困于不可逆转的残暴睡眠中二十多个小时后，她离开了人世，死因是巴比妥酸盐片中毒与受寒。

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出现了波齐的诗集《言语》

我与波齐的缘分始于意大利语翻译家吕同六先生的《意大利二十世纪诗歌》中的两篇翻译，我无法忘记当年读到《十一月》时，被其灵动而低回的气息击中的感觉，而同样令我震动的还有诗人简介中“毕业后突然立即自杀”的字句，一个人的生活看似明朗而平静的河流下，究竟暗涌着多少“真实的自己”？我开始渴望在诗人作品的角落里寻找答案。2012年起，我钻入了对波齐诗歌、信件、日记与传记的爬梳与研读中，此后一发不可收拾。2014年夏天，我译出了第一首诗歌《江河》：

哦，白昼，

哦，江河，

哦，无可挽回地流逝——

你的岸边往上堆着谎言，

像坚实的砂砾——

你的河口

因你的水波

而升起白色的坟墓——

哦，白昼，

哦，江河，

哦，无可挽回地流经灵魂——

哦，我的灵魂

生来便孤独

以致活着时便步入了

自己的棺中。

这首诗作于1933年12月17日，一开篇便是自然逝去的触目景象；紧接着，第二节的一组严酷的比喻如同刀直落入手中般，猝不及防地插了进来：生活的河流日复一日地冲刷出谎言的砾石，牢不可破；与梦想相接的河口掀动着阻断前行的白波，坟墓般地将未来吞没。人与景，物与心，善与恶来回颠倒、交错，构成了如诗人所言的“如披着裂开的白纱般”的张力，亦如蒙塔莱所言：“轻盈的声音，极少需要支撑，倾向于将音节燃烧进书页的空白处；但却是弥漫开来的”；第三、四节递进到一种被意大利精神分析家博尔尼亚称为莱奥帕尔迪式的，痛苦而深沉的忧郁中，道出了对生命的无望。

1930年，波齐爱上了自己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老师安东尼奥·玛利亚·切尔维，情窦初开的少女被这个“总是渴望变得更加纯洁的最纯洁的灵魂”深深地吸引，她认出了他眼中对“知识、完美与光明的不竭渴求”，还有源于父兄之死的巨大、隐秘的伤痛。纯真炽烈的爱与深刻的联结，从混同着仰慕、理解与哀怜的深情中生长而出。然而两人在宗教信仰上的矛盾，特别是波齐父亲的阻挠，使这份爱恋饱受苦痛与磨难：波齐的父亲拒绝了切尔维的求婚请求，并在1931年安排女儿前往英国学习，以使两人互相疏远，1933年甚至向切尔维发出了决斗威胁。有情人克服万难，终成眷属的童话并没有发生，在作出了“凭的不是心，而是善——凭的不是爱，而是爱的意志”的抉择后，诗人一生中这段最绝对、最刻骨铭心的初恋终结于1933年。

安东尼娅·波齐

从2014年至今，荏苒十年与诗人同行的岁月过去，所谓的“谎言”于我也渐渐有了轮廓：那是1931年寄给父母的信中，与诗歌和日记中的绝望形成残酷对比的欢乐语气；是相片中用微笑努力维持着的平静生活；是《新的脸》一诗中，被家庭与社会规训强加戴上的“陌生假面”。面具与真我之间延续一生的撕扯，在她的诗篇中如磷火般燃烧，不时闪现出死亡渴望的蓝色幽光。蒙塔莱就曾洞察到这一点，称因波齐的诗歌表达了“好的情感”而对其进行肯定，实则是掩盖住了“她这位艺术家的撕裂与抵抗”的复杂性。

这种身份分裂与异化的痛苦，也来自社会对女性粗暴、刻板的分类——三十年代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将女性划分为两类：一是符合父权定义下传统家庭妇女形象的“母亲女性（donna madre）；二是诸如知识分子女性、瘦弱的女性、无子女的女性这样的“危机女性（donna crisi）”，她们被认为是可能颠覆社会的越轨“危机”。波齐笔下那些刻着“危机女性”印记的文字，在她去世后，甚至还被她的父亲试着抹去，可想而知她生前所承受的一切。

然而爱的根基力量，仍支撑她敏锐地审视着自己生活中他人看不见的动荡，并诚实地直面人生的艰难。1933年8月至10月之间，波齐为逝去的爱写下《梦想的生活》：一册由十首简洁而悲伤的诗篇组成的小诗集。在首篇《梦想的生活》梦呓般的开场白“与我说话的人不知/我曾过着别样的生活”的牵引下，一种为凄迷的怀旧所笼罩着的，寓言式的讲述徐徐地展开：男人的泪、面包上的刀、鲜活的孩子、心上的棺柩、墓坑所化的犁沟……一个个戏剧性的意象，在光明与阴郁，梦幻与残酷参差、交错的氛围中逐一浮现，静静地唤起生命最强烈的爱痛。

这种静默，是蒙塔莱所赞美的“将言语的重量降至最低限度的渴望”，它来自灵魂深处幽暗的“活着的苦痛（il male di vivere，语出蒙塔莱的诗句）”，由高远的抒情引领至升华之境：“诗，有着这样一种崇高的任务：攫住我们的灵魂中飞溅着，轰鸣着的全部痛苦，将之安抚，并化为艺术的至高宁谧，就像江河汇入辽阔无边的天蓝色大海。诗是对痛苦的净化，就像死的浩瀚是对生的净化。”1933年1月11日，波齐在写给诗人朋友图里奥·加登兹的信中如此讲述。当一道深渊似的裂痕已经贯穿到了生命的底部，诗人也并未停止以对美与生命的热忱，向着无限敞开的努力：爱，使她依然相信自己“灵魂的纯洁与安定”，她在1934年写给切尔维的最后一封信中如此说道。

波齐传记电影《安东妮娅》剧照，下同

1933年与切尔维分手时，波齐正就读于米兰大学，师从哲学家安东尼奥·班菲，1934年开始在班菲的指导下撰写以福楼拜为主题的论文，1935年11月19日以最高分毕业。那时，她身处于一个充满着思想激情、反抗着时代粗暴的全新环境中，并结识了维托里奥·塞雷尼、雷莫·坎通尼、迪诺·福马吉奥、恩佐·帕奇、玛丽娅·科尔蒂、阿尔贝托·蒙达多利等年轻的朋友——她与他们最终都成为了意大利战后文学、思想、文化界的巨匠式人物。

1934年底，波齐与雷莫·坎通尼陷入热恋，他高大英俊的外表下，是一种如被诅咒的脆弱之美。他在对她倾诉自己父亲早逝，原生家庭分崩离析的不幸时，洒落在她脸上的泪水，被她以触动到母性的爱书写，如同对切尔维做过的那样。“第二次爱”的到来，使她的个性中最为强烈的特质：对所爱的奉献，又一次地喷涌至了情感的最高点。她将自己等待“重生”时的灵魂颤动：焦虑、渴盼、喜悦、安然倾注进了一系列诗篇中，献给了爱人，其中就有著名的《轻盈的奉献》：

我愿我的灵魂于你

是轻盈的，

犹如白杨

树梢上的树叶，随雾霭

笼罩的树干顶端的阳光

熠熠生辉——

我愿以我的言语引导你

穿过一条印着薄影的

荒凉小路——

直至一座茵茵的静默山谷

直至湖畔——

那边，芦竹随缕缕气流

沙沙作响

蜻蜓

同清浅的水相戏——

我愿我的灵魂于你

是轻盈的，

我愿我的诗于你是一座桥，

狭长而坚实，

在大地

幽暗的深洞上——

泛着白光。

我相信无论是谁，在阅读波齐的诗歌时，一定能体会到她对自然根植于心的热爱，她能让我们感受到花朵的芬芳、树叶和绿草的摆动。自然，特别是她常常前往的帕斯图罗的乡野，是她心灵的永恒归所，格里尼亚“母亲山”怀抱一切的无限，是令她迷醉的不可企及之美，而正是这种无限之爱与个体之爱相融合的灵魂力量，能将文字唤醒过来，使之在大地暗黑的隐喻上轻盈如风，透亮如光，流动如水，舒展着慰藉的柔情。

这种言语的魔法，来自她被蒙塔莱称为“空气般的匀净”的最高风格下，“声音的纯洁与图像的清晰”的“天赋”。波齐的诗歌，堪称图像诗的典范，她能用最简洁的语言将一个完整的时刻深深地描画至最入微处，这与她的摄影爱好密不可分。波齐一生拍摄了四千多张照片，她的摄影生涯与诗歌生涯几乎同时开始，对最深邃、永恒画面的捕捉，也是她的诗中最令人惊叹的元素之一。

不过最令人动容的，是她的言语中，一种如同植物扎根于绵延群山般的生命力：微小，但充满勇气——“她的灵魂，让人想到那些只能在裂缝边缘、深渊崖侧延展生长的高山植物。”波齐的大学同学玛丽娅·科尔蒂如此回忆她，这也成为波齐诗歌的生动注解：一种由对事物的深度体验而触发的生命经验书写——诗人的步履始终行走于万事万物的渺小与广大，脆弱与坚固，轻盈与幽邃明暗碰撞、交汇的崖边，并以植物生长的坚韧，去触碰一种宇宙性的状态——那“姐妹万物”的灵魂之所在。

如此敏锐、丰富的生命力，却也似乎注定了她在与现实生活的接触中，会更敏感地受伤。1935年初，波齐与坎通尼的关系陷入了艰难，他坚持个体的自由，对她说：“我不想你在我面前失去自我，我想你保持自我”，于是她“人格的喷涌”变成了“伤口”，对此她苦涩地写下“由于我血中满是生命/我才颤栗于/茫茫的冬里”。两人也曾一起生活，却还是无法越过横贯于彼此兴趣、感性与道德之间的鸿沟。最终他启程前往德国，这段曾“使天竺葵和野橙花盛开”的爱恋也走到了尽头。

爱情的失败还不是1935年中她唯一的危机，周围人对她作为诗人的天职并不完全理解，劝她“冷静些”、“尽量少写”。班菲圈子倡导的是能对经验进行理性检视，并能反映时代“危机”的哲学与散文，诗歌被认为是表达人格中"弱点"的感伤，是历史边缘化之物。这个男性主导的圈子欣赏她的哲学思辨智慧，却低估了她诗歌的价值。她痛苦地感到“诗言志，歌永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言语的时代”已经消逝。而同学吉安·安东尼奥·曼奇的自杀，更是将她与像她一样困惑于精神与生活之间对立的朋友们裹挟进了巨大的创伤感里，那是如维托里奥·塞雷尼在他的诗篇中所写下的：“无处生还的青春”。

面对着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格格不入，她体内的诗人之血还是让她作出了回应——接受自己作为诗人的孤寂命运。1935年2月13日自己生日那天，波齐写下了《一种命运》：

灯光与小屋

在岔口

唤走了同伴们。

你还剩下

这条风在夜里为你

揭去雾的苍白道路：

你的渴

还剩下飞流直下的水，

疲惫的人

还剩下自己沉睡时

牧场上新生出的草。

每一个凝神于

自身之火的人

都听任于唯一的一生。

但在你的河缓缓而行，

寻不见入海口时，

自由的星星

无穷无尽的——生命

正银光摇颤：

若无一扇门

敞向你的疲顿，

若你的面庞之重

随你每走一步而归返于你，

若你的这种

比痛苦更深的欢乐

是继续独行于

你明澈的山之寂野中，

你便是在接受

你是诗人。

痛苦，在波齐的一生中，总是一种自我觉醒的启蒙，她在1935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你要回去写诗了……学着在你的内心中——孤独地生活。构建自己……我是一个女人，但我必须比可怜的曼奇更坚强，他因为和我一样的原因自杀了……我会伏案工作，愿福楼拜教导我……骄傲啊，请帮帮我——要二次重生——”于煎熬中，她确认了自己的“骄傲”：从女性的自我出发，继续勇敢地生活、写作，去付出“创造出讲述我们人类手足们的爱、痛苦、生命与死亡的言语”的“神圣努力”，从而重生于世界。

由此她的诗歌展现出了更多元的面相：1935年至1938年，她的笔下有对生死循环本质的沉思（《立秋》）、有对战争所导致的历史与个人悲剧性的刻画（《女人们》《融》《夜间》《山》《女人的声音》《地球》），有对法西斯政权下贫民苦难的强烈共鸣（《路》《垂死的孩子》《郊区》《五百人街》），文字风格也越加凝练，如闪电的迅光般静谧而危险，但始终浮动着女性细腻的感知，与一种能精确地击中人心深处最怀旧与脆弱部分的温柔。

“一种命运”将她带向了一条艰难的梦想之路：在创作上，她直言要如福楼拜一般，以“锉刀与凿子的艰苦劳作”，与年少时“过度抒情“的“癌症”作斗争，于是她开始筹备写作一部以自己的母系家谱为线索而展开的伦巴第历史小说，为的就是要将“一种无比巨大的人类朴素感”传达而出；在生活上，她决意抛弃自己从小被给予的财富与特权，“剥去身上一切多余的东西……去到穷人身边，学习方言，重新开始。”她不顾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成为了贫困学生就读的技术学校的初中教员，并与挚友露琪娅·鲍齐，以及自己最后所爱恋的迪诺·福马吉奥一起，投身于米兰郊区的社会志愿活动。1938年2月27日的《五百人街》，见证了她将自己的出身阶级视为原罪，怀着赎罪之心使自己卷入此地“被驱逐者之家”的荒凉与悲惨中去的身影：

我们俩之间压着

太多未说的言语

以及未餍足的饥饿、

安抚不下的孩童的哭喊、

患肺痨的妈妈的胸脯，

还有气息——

破布的、屎溺的、死者的气息——

蜿蜒过阴暗的走廊，

它们是风中幽咽的树篱

隔开着我和你。

而外面，

朦胧的星辰下伫立着两盏巨灯，

却诉说着宽阔的道路出口

与奔向乡间的

水流；

每一道光，每一座黑压压地

靠着天空的教堂，破旧的鞋履

踏出的每一步

都沿一道道空气

虔诚地

把我带向你。

这个身影最终走入了离五百人街不远处的基亚拉瓦勒修道院附近，那如帕斯图罗的山野般，六月会开着火红罂粟花的草丛间。

我曾无数次追问，这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为何会在说出“开始认真地生活了”的话五个月后，带着“致命的绝望”，于那个荒凉的冬日早一步离开。

可能有发生在时代阴云下的具体原因：如工人阶级出身，决意走上社会斗争道路的福马吉奥拒绝了她渴望与他共建田园式生活的爱；如身边好友的陆续缺席（比如塞雷尼正远在异地参加见习军士的课程，而鲍齐即将遁入空门）使她的孤独感加剧；如她与自己家庭的日益疏远：父母不支持她再回到教学岗位上，不支持她“变得太独立”，她为此与他们激烈地争吵。她的父亲是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而她暗地里去为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安娜·库里肖夫扫墓；如法西斯政权日益严酷的压迫：她的挚友保罗·特雷维斯与皮耶罗·特雷维斯兄弟一家因为“种族法”的恐怖压力而逃亡英国……

或者是因为，她死于“血中满是生命”，死于“光芒被压抑的怀想”，死于“相信庞然无边的魔法”，死于灵魂的“死之途”上。

或者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自己所说的，这是自己“天性中隐藏的东西”，一种无法治愈的“神经恶疾”，死亡在随时呼唤着她。

如今波齐安息于帕斯图罗格里尼亚山下一片“自由的草地”，与杜鹃花丛相伴，但是她在她的诗句中永远鲜活，永远年轻，永不逝去。我想，这就是近一百年后，她的作品依然打动我们的原因，因为里面葆有爱，葆有格物致知，葆有青春的一切特质：直觉上的新鲜、思想上的澄明、热情的专注、激荡的快乐、敏感的创痛——是我们或许正在经历，或者已经忘却的真实与纯粹。在她的言语中，我们会记得，曾有一个女孩，坚信山“纵然身负裂痕与伤毁”也仍在教导着的坚持，在人生短短二十六载里，深切地感受着生活，并日复一日地，真挚地书写着自己随世间万象的奥秘一同悸动着的灵魂，最终超越生死而永恒如山。（作者系安东妮娅·波齐诗集《轻盈的奉献》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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