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作品如何赋予原作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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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

新编四川方言话剧《大慈寺》剧本的出版，对话剧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大慈寺》是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六卷《俄罗斯教士》的改写，是作者何大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致敬。改写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它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文学创作方式，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学再生产。在何大草的致敬和改写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创造性，也看到了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正是在对经典的改写之中，在与异质文化的深度交流中，中国文学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力。

既相似又存在诸多不同

《大慈寺》由两个核心故事组成：李连珠虽受辱但放弃决斗，朱福田弃名利而忏悔旧罪。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成都大慈寺周围。侠气仗义的少校军人李连珠救下了被匪徒绑架的成都首富朱福田，后来李连珠对朱福田的女儿朱珠暗生情愫，并希望娶朱珠为妻。但是朱珠早已心有所属，她以及她的父亲都希望她嫁给表哥陈宝宸。在朱珠订婚的当夜，李连珠和陈宝宸发生剧烈争执，并被陈宝宸打了两个耳光。男人的脸面就是男人的尊严，失去爱人和尊严的李连珠气愤之下与陈宝宸约定第二天进行决斗。但在决斗来临之前，他忏悔自己殴打随从范二娃时对二娃尊严的践踏，并想起皈依佛门的哥哥临终前对他的教导，便放弃决斗时的进攻，连连躲过陈宝宸的致命几剑之后宣布放弃决斗。受到李连珠此举的感召，朱福田向李连珠供述了自己几十年前犯下的凶杀案：同样未能娶到自己心上人的朱福田杀死了怀有身孕的心上人，并嫁祸给无辜男子阿金，致使阿金死亡。在犹豫不决中，在良心遭受反复的折磨中，朱福田在女儿婚礼当天宣布了自己的罪行，七天之后去世。之后，李连珠带着范二娃离开成都，不知是在五台山出家，还是在桂林开了川菜馆。

因为是改写，《大慈寺》和《俄罗斯教士》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大慈寺》整个剧本的故事架构几乎全部来自于这一卷，比如两位哥哥李连椟和马克尔共同对大自然乃至所有生命的热爱，再比如剧本的“题眼”——“活着就是天堂”是小说的原话。不过，两个文本之间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体现了中俄两种文化语境对人类精神的别样解读方式，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活着就是天堂”这句话的理解。在《大慈寺》中，从“活着”到“天堂”的距离是“清白、干净地活”。也就是说有两种不同的“活着”的状态，一种是朱福田认罪前的虽肉身存活，但是“身负血债、心中藏着罪孽、夜夜被噩梦缠绕”的活法，这种生活是身在地狱的折磨；还有一种是“干干净净”地活，这种活法通过公开认罪卸下良心的负担，进而“足够尝到全部的幸福”。朱福田无法忍受第一种活法中良心所受的折磨，他想要干干净净地活着，于是便公布自己的杀人之罪，进而获得了心灵的安宁。

“活着即天堂”指向有别

《卡拉马佐夫兄弟》对这句话的解释则指向一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难以理解的话，就是佐西马的哥哥马克尔临终前所说的：“每一个人的确都在众人面前对一切人和一切事担有种种罪责。”在此种深切的忏悔中，马克尔找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彼此相爱之道：“我在大家面前都有罪，大家也会饶恕我，这就是天堂。”所以，“活着”通向在世之“天堂”的路是一条打破人与人之间隔阂的路，是以“温和的爱”对待作孽之人的路。

尽管都是祈求良心的洁白和平安，《大慈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指向不同，前者指向自我和自我良心的平安，而后者不仅指向自我，同样还指向人与人的关系，指向东正教语境的博爱。正因此朱福田对李连珠坦白罪行时说“我找到了我”，而“那位老先生”向佐西马坦白时则在反思“人类孤立的时期”，并呼唤“把心灵从孤独中引到博爱的事业上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书写这个故事并非单纯的宗教信仰的缘故，他还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理念——根基主义，俄国各界打破分裂和隔阂进入彼此相融相爱的状态，是其理念实现的重要一环。

《大慈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理念不感兴趣，它的致敬是在个体精神重生方面。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两部作品都具有的内在品质：人类的现代生活需要宗教品格和超验精神。在佐西马长老看来，现代的俄罗斯人虽然有科学，但是“科学里所有的仅只是感官所及的东西”，至于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更高尚的一面，“人们竟带着胜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弃、赶走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为人类服务的思想”以及“人类博爱和团结的思想”才显得难能可贵，并最终成为社会的希望之所在。《大慈寺》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现代化进程中，这样的时代讲究的是金钱、地位和尊严，所以李连珠放弃军中要职过清贫的生活，以及朱福田名满天下时的认罪都不为当时的时代所容，但又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光。

改写突出时代之光

剧本中所提的光，以及朱珠喜欢讲的那句“仿佛若有光”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托尔斯泰，晚年托翁的作品《光在黑暗中行》《趁有光，在光中走》等都讲述了追光的过程，而其博爱的人道主义和“勿以暴力抗恶”的观念与剧中人的选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是托尔斯泰，我们所谈的这两部作品还共同指向另一部经典《悲惨世界》。“那位老先生”和成都首富朱福田在认罪前的内心搏斗让我们想起了冉阿让：已成为城市首富和市长的他到底是隐瞒身份利用自己的财富救济更多穷人，还是公开身份丧失名誉和财富进而锒铛入狱？同样相似的还有佐西马长老和米里哀主教共同的仁爱与慈悲的精神。如此相似的情节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改写问题，他们都指向人类现代生活的共同问题：那就是超越时代限制的新生，以及残忍现实中的良心自由。《大慈寺》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显示了其可贵之处，在这个剧本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嫉妒、凶杀、放逐和贪婪，同样看到了忏悔、和平、救赎以及浮躁时代里对财富与名望的新的态度。

大慈寺历经千年风雨现今依旧焕发着新生，它所处的位置现今已是成都最繁华的街区，太古里、春熙路这些闻名全国的商业区都在大慈寺周边，俊男靓女、高奢商品和奇装异服已经成了这个街区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个地点的设定，《大慈寺》有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传统精神与现代文明，中国文化与俄国文化，世俗生活与超验世界——在这些对话中，我们能真实触摸到那些人类最难解的处境，进而或许能够为我们自己生活的困境找到一条出路。

（作者为南京林业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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