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湖平这一手“卖惨”牌，打得是真溜：身体不好，不是书画鉴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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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糖、前列腺不好，退休20年不过问世事”——82岁南博前院长徐湖平的回应，把“卖惨”玩得明明白白。

可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1997年那张文物拨交单上，你的签名工工整整；当年你既是南博常务副院长，又是江苏省文物总店法人，左手倒右手处置国宝；现在6800元贱卖的画飙到8800万，你倒说“没经手”“不是鉴定家”？

这哪是无辜老人的无奈辩解，分明是精准算计的避责套路。在普通人眼里，签字就意味着担责，年纪大、身体差从来不是甩锅的理由，尤其是面对国家文物和民间捐赠者的信任时。

回应现场：3套“卖惨”话术，藏不住的避责心机

徐湖平的回应看似满是委屈，实则每句话都在刻意切割责任，3套话术把“甩锅”包装得冠冕堂皇。

1. 健康卖惨：“多病缠身”转移焦点

面对记者追问，徐湖平先抛出“身体牌”：“82岁了，高血糖、前列腺都不好，全靠老伴照顾起居”。

这话听着让人心疼，可网友立马戳破关键：大家质疑的是你当年签字批准处置文物的责任，不是你的健康状况。就像普通人上班签了字的文件，总不能退休后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就不认账吧？

用衰老和病痛博同情，本质是想让公众忽略核心争议——那张白纸黑字的签名，到底算不算数？

2. 专业甩锅：“不是鉴定家”推卸审查责

“我不是书画鉴定家”，这是徐湖平的核心辩解。这话确实没毛病，可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谁鉴定”，而是“谁批准”。

1997年处置《江南春》时，他是南博常务副院长、法定代表人，拨交单上的“批准人”一栏写着他的名字。这就像公司老板签字批项目，总不能说“我不懂技术”就不担项目失败的责任吧？

作为一把手，签字前本该核实鉴定依据、把控流程合规性，现在一句“不懂”就想抹掉所有责任，未免太敷衍。

3. 身份切割：“退休20年”假装置身事外

“2008年退休后，近20年不过问外界事务”，徐湖平想营造“早已脱离江湖”的形象。可事实是，他退休后并没远离文博圈。

2010年，退休仅两年的他就担任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馆长，还兼任江苏收藏家协会会长，当时他对媒体说“在文物系统干了快40年，我很了解它”。一边说“不过问世事”，一边继续深耕行业，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3个铁证：戳破“没经手”的谎言

徐湖平的辩解再煽情，也抵不过3个实打实的证据，每一个都让“卖惨”显得格外讽刺。

铁证1：签名是你签的，责任躲不掉

1997年5月8日的《南博藏品拨交/处理报批表》上，徐湖平的签名清晰可见，和保管部主任、申请人的签字并列，共同批准将《江南春》划拨给江苏省文物总店。

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都懂，“批准人”签字意味着对事项的最终认可，要承担全部领导责任。当年签字时爽快落笔，现在出了问题说“没经手”，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铁证2：双重身份，左手倒右手疑点重重

更关键的是，徐湖平当年还有个隐藏身份——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说，南博是文物处置方，文物总店是接收方，而他是两家单位的“一把手”。

这就像裁判同时兼任球队老板，比赛结果能让人信服吗？从国有博物馆到文物经营单位的划拨，本应是独立流程，可在他的双重身份下，变成了“内部流转”，这也为后来6800元低价售出埋下了隐患。

铁证3：南博前后矛盾，鉴定结论站不住脚

南博当年说《江南春》是“伪作”，可2015年举办“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时，却盛赞庞家捐赠是“流传有序、鉴定严谨”的珍贵藏品。

更讽刺的是，同批被认定为“伪作”的《双马图》，2014年以230万元成交，画作上的庞莱臣防伪印章清晰可辨。当年的鉴定依据被大量打码，只露出“假”字结论，现在徐湖平又说“不是鉴定家”，这让公众不得不怀疑：当年的“伪作”认定，到底是学术失误还是刻意为之？

核心争议：公众愤怒的从来不是“鉴定失误”

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全网公愤，不是因为60多年前的鉴定可能有偏差，而是因为它触碰了3条底线，每一条都戳中普通人的痛点。

争议1：捐赠人的信任被肆意践踏

1959年，庞家无偿捐赠137件“虚斋旧藏”，本是出于对国家的信任，想让国宝得到妥善保护。可南博不仅没告知后人藏品被处置，甚至连鉴定记录都刻意隐瞒。

《公益事业捐赠法》明确规定要保障捐赠人知情权，可南博的做法完全违背了这一原则。徐湖平作为当年的负责人，批准处置时没想过通知捐赠人，现在出了问题只想卖惨避责，寒的是所有民间捐赠者的心。

争议2：国有资产处置太随意

从6800元到8800万，《江南春》的身价暴涨万倍，背后是国有文物资产的严重流失。更让人费解的是，2001年售出时，买家信息登记的是“顾客”，完全不符合文物销售的实名登记规定。

作为两家单位的“一把手”，徐湖平本该把控流转环节的合规性，可实际情况却是处置价格不明、买家身份模糊，这难免让人怀疑中间存在利益输送。

争议3：权力缺乏监督，责任形同虚设

徐湖平的双重身份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却能顺利批准文物划拨，暴露了当时文物管理的制度漏洞。

根据1986年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争议藏品处置只需内部专家审议、领导批准，无需公示也无需通知捐赠人。这种缺乏外部监督的流程，让“领导签字”成了最终拍板，也为后来的责任推诿埋下了伏笔。

延伸思考：文物管理，不能让“签字”变成形式

徐湖平的“卖惨”避责，不仅是个人责任意识的缺失，更暴露了文博行业曾经的管理乱象。这3个问题，值得整个行业反思。

1. 领导签字，必须“签而有责”

不管是文物处置还是其他公共事务，“批准人”签字都不该是走形式。应该建立“签字终身追责制”，只要是签字批准的事项，无论过多少年、是否退休，都要对决策负责。

否则，只会出现“签字时拍脑袋，出问题拍屁股”的情况，公共利益根本无从保障。

2. 身份回避，杜绝“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徐湖平的双重身份是事件的关键隐患。文博系统应建立严格的身份回避制度，禁止管理人员在相关经营单位兼职，避免出现“内部流转”导致的利益输送。

国有文物是全民财产，不是某些人的“私产”，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堵住漏洞。

3. 捐赠管理，要让“信任”有保障

民间捐赠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必须通过制度保障捐赠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处置捐赠文物时，不仅要提前告知后人，还要公开鉴定依据、处置流程和成交信息。

只有让捐赠过程全程透明，才能让捐赠者放心，也才能鼓励更多人参与到文化传承中来。

结语：别让“卖惨”掩盖了真相

82岁的徐湖平或许真的老了、病了，但文物管理的责任不能“老”，历史的账不能“病”。公众之所以紧盯这起事件，不是想为难一位老人，而是想知道真相：

当年的“伪作”认定到底有没有依据？6800元的低价处置是否合规？“顾客”的真实身份是谁？这些问题，需要江苏省文旅厅的专班调查给出明确答案。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信任是文化传承的基石。徐湖平的“卖惨”牌或许能博一时同情，但终究抵不过事实和证据。希望这起事件能推动文博行业完善制度、强化责任，让每一件国宝都能被妥善保管，让每一份信任都不被辜负。

毕竟，签字认账、失职追责，这是普通人都懂的道理，身居高位者更该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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