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史是真正的历史（作者:余汉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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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杜甫写的诗是诗史但不是历史，在他们看来，必须要有“历”有“史”才算是真正的历史。

“历”即时间，以甲子纪年辅之天文现象共同呈现；“史”即故事，事件的经过及影响。就像西周利簋铭文中对“牧野之战”的记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这里“甲子朝”是具体时间，“岁鼎”是天文现象，“克昏夙有商”是事件经过与影响。

因此，那些专家学者结成的学术界，以传统“历”、“史”观为评判标准，以封建王朝二十四史的写作体律为审视依据，来定义杜甫写的诗史是只能算是“史”，而不是历史，在否定他的同时也为今天我们读懂杜甫设置了一层人为的认知结界。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历史的主体又是什么？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历史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必须要书写人民，只有书写了人民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就如我们历史书中记载的“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

由此可见，“人民”才应是“历”、“史”观真正的评判标准，才应是历史写作体律真正的审视依据。西周利簋33字铭文哪一字刻着人民？封建王朝二十四史哪一本为人民书写？牧野之战的胜利依靠的不是无数普普通通的周人？封建王朝的兴盛更替哪一次不是凭借人民的力量？是利簋太小、史书太薄，它们写不下人民吗？当然不是。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如果那些专家学者可以把封建王朝不写人民的“家谱”称为历史，为什么不能把杜甫写人民的“诗史”称为历史呢，这算不算是一种思想固化，学术僵化呢。

▲八里河南湖阁，图片来源：余汉辰

诗圣、诗史、历史，三位一体。

否定杜甫的“诗史”是历史，实则是割裂了诗圣精神与人民命运的血脉相连。杜甫之所以被尊为“诗圣”，正是因他知行合一地记录下民生的疾苦 ,“诗史”是源于对底层人民最深刻的共情与理解，这种将人民苦难视作自身苦难的创作姿态，恰是“诗史” 最珍贵的历史价值所在。若将这些作品排除在历史范畴之外，无异于否定了“诗圣”之所以为“圣”的根基，将一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诗人降格为单纯的文字诗人。

从宏观的视角看，当专家学者们捧着帝王将相的“家谱” 皓首穷经，却将记录人民呼声的“诗史”拒之历史门外 ，是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漠视，也是对学术研究的失衡。封建史书以统治者为中心，选择性地遗忘人民，将人民称为盗贼；而杜甫的诗史，却用诗歌的形式，补上了那些被正史掩盖的真相和时代烙印，告诉我们“盗贼本王臣”。

诗圣、诗史、历史三位一体的背后，是杜甫在那个以儒家思想为体系的封建时代，对历史书写权的重新争夺。杜甫以诗为史，不是简单的文学创作，而是在权力话语之外，为底层人民开辟出另一条通向历史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看见了咸阳桥上百姓被驱赶着走向战场的不安，看见了新安吏粗暴征兵时少年的惊惧，看见了石壕村老妇人的苦苦哀求，看见了新婚夫妇暮婚晨别的依依不舍，看见了战火纷飞中颠沛流离、顽强求生的芸芸众生。

这条道路或许没有金石铭文的庄重，没有官修正史的权威，却流淌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与民本温度。而杜甫这种为民发声的勇气，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让他的“诗史” 成为了一面映照封建制度腐朽、彰显人民力量的明镜，也让“诗圣”之名当之无愧。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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